陈寿与《三国志》评价的几个问题

关于陈寿与《三国志》评价的几个问题

摘 要：陈寿撰《三国志》，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部具有高度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名著，也使其本人跻身于著名历史学家之列。但该书问世后即因所持正统观及取材详略等颇受争议，甚而有人对其史德提出质疑。本文梳理了自晋迄清的有关资料，对陈寿的史德、《三国志》的详略、所持的正统观几个问题表达了笔者的看法。

关键词：陈寿 三国志 史德 史才 正统观 黄恩彤

公元265年，司马氏受禅于魏，随后灭蜀平吴，统一中国，建立晋朝，三足鼎立的魏蜀吴遂成历史。由蜀入晋的历史学者陈寿（233-297）作魏、蜀、吴《三国志》，深为时人推许。唐人房玄龄（579-648）等修撰的《晋书·陈寿传》记载：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1]

可知陈寿《三国志》写成后，先是在部分学者、高官中流传，并得到高度评价，司空张华（232-300）甚至以撰著《晋书》相期许；至其身后，《三国志》被朝廷录入禁中，列为前代国史，从而确定了他继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后史学大家的地位。

但此书在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不少麻烦。今就历史上关于陈寿与《三国志》的几个问题试作梳理，并谈谈笔者的看法。

一、关于陈寿的史德

《三国志》在今天看来，固然是一部古史，但在当时，却是一部当代史，志中人物或尚有在世者，或本人不在世而其子孙正在位。书中褒贬，自然难以各称其意。于是便有一些谣诼流传开来，有的甚至被后人写入史传。同样是唐人所作的《晋书·陈寿传》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或云”者，“有人说”也，无从考也。这些传言如能成立，则不仅陈寿之史德值得怀疑，《三国志》能否称为“信史”也颇成问题。

不过这些传言，已为擅于较真的清代学者们所发现，并试图加以辨正。

对于二丁该不该立传，乾隆时学者潘眉（1771-1841）在所著《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同时如徐幹、陈琳、阮瑀、应瑒、应璩、刘桢、吴质、邯郸淳、繁钦、路粹、杨修皆无传，益足证《晋史》之诬。”[2]潘眉之说先是立足于曹氏兄弟继嗣之争的是非，或不无偏颇，但他指出当时的文学之士均无传，二丁自无立传之由，则是有说服力的。

据现存史料来看，二丁均为文学之士，陈寿乃建安年间文学之士，所推重者为“七子”（因为曹丕当时即以“七子”名之），于其他文士则以“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3]一笔带过，都没有专门立传，而二丁的行迹已见于《陈思王植传》中。因此，没有专为二丁立传，并没有不合情理之处。

其实，可以证明“索米”之虚妄的直接证据就在《陈思王植传》中。《陈思王植传》中明文记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4]。”要知道，曹丕所以袭封魏王（时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后即对二丁痛下杀手，乃是因为他们要拥立曹植，废黜自己的太子之位，此所谓不共戴天之仇，尽诛其男口，意在斩草除根，不至留有孑遗。即或有之，亦必隐姓埋名，远遁天涯，老死他乡。岂能于三分归晋之后二丁还有儿子在世，并且公然现身于通都大邑，以至被陈寿“索米”呢？所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之说为不根之谈，即此可知。

当然，若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似乎曹丕所杀仅丁仪自身，并未灭门；但裴注所引《魏略》显然并非丁氏全传，因为引文对丁廙之死即无交代。裴注所引，在于补充二丁生平资料，并非驳正陈寿“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之说；换言之，对于二丁惨遭灭门，裴松之并无异议。

陈寿因“索米不得”而不为二丁立传的说法，最早见于晋人裴启的《裴子语林》[5]，该书属于小说家言，不经甄别，难以为据。《晋书》把这样的流言蜚语写入传记，显然是很不严肃的。

关于陈寿是否对诸葛父子有意贬损，乾隆间学者赵翼（1727-1814）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

（《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定《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6]

这一辨正显然是有说服力的。咸丰间学者黄恩彤（1801-1883）在《三国书法》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陈寿）论其（按指诸葛亮）器能政理，则比之管仲、萧何；论其黎庶追思，则比之召公、子产；及论其文之丁宁周至，则比之周公。陈寿之推尊丞相者至矣哉！世俗犹云有所不满，何哉？”[7]此段可以看出，陈寿对诸葛亮综合评价已至极致，而其钦仰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决非挟有私怨者所能矫饰发出。对此，凡认真读过《三国志·诸葛亮》者自有公论，故《晋书》陈寿贬损诸葛之说不攻自破。 　　至于“世俗犹云”陈寿对诸葛亮“有所不满”，除了《晋书》的恶劣影响之外，应该还和当时《三国演义》已经大行于世有关。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评价《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智而近妖。”[8]和《三国演义》中被神化了的诸葛亮相比，《三国志》中的诸葛亮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浅薄之徒遂轻信陈寿对诸葛亮挟有私怨之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此类世俗浅见，治史者自当摒弃勿论。

综上所述，两个传言均不成立，陈寿的史德自应恢复其清白。

二、关于《三国志》的详略

历来有不少人认为，《三国志》叙事“失之于略”，记载史实有不少脱漏。这方面的批评主要见于南朝宋时裴松之（372-451）所撰《三国志注》。裴松之在写给宋文帝的《上三国志注表》中说：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9]

可知认为陈寿《三国志》“失之于略”的，首先是宋文帝，裴松之作《三国志注》，是奉他的旨意进行的。对所认为的陈寿的疏略和脱漏，裴松之做了大量的.增补。他说：“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10]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二百三十种以上[11]，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几乎与原文相当[12]。也正因如此，裴松之一向被视为陈寿的功臣。

但对这一批评亦有完全不同的意见。黄恩彤在其所著《三国书法》序言中说：

昔陈寿作《三国志》而裴松之为之《注》，《志》所未备以《注》补之。故论者以松之为寿功臣。窃谓松之非知寿者也。松之论寿书以为“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是已；而病其“失在于略，时有脱漏”，不知寿书之略，略所当略也。《注》所引书，寿非不知之，特削而弗书耳，非脱漏也。史家之例，有书有不书，一断以义而已。今裴氏繁征博引而寡所取裁，非惟不知寿，亦不知史也。[13]

在黄恩彤看来，陈寿是“略所当略”，有意对大量资料“削而弗书”，裴松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繁征博引”所作的注，不是为陈寿帮忙，而是暴露了他本人史识的浅薄。这话当然有偏颇之处。裴注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史料，无论如何是一大贡献。而裴注所引诸书，有不少成于陈寿之后，陈寿要全都“知之”，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说裴注增加内容有不少违背了陈寿作史本义，则无疑是成立的，盖因时移世异，所见不同。陈寿需要回护的，裴松之无须回护；陈寿心存忌惮的，裴松之则无须忌惮了。

三、关于陈寿的尊魏抑蜀

东晋习凿齿不满于陈寿的“尊魏抑蜀”，另撰《汉晋春秋》，记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认为晋虽受魏禅，但继承的却是汉代的统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论及此事，云：

其书（《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14]

纪昀（1724-1805）的评论勾勒出了对陈寿尊魏抑蜀持否定意见的源流，即由习凿齿发其端，至朱熹而张大其事。由于朱熹后来在中国学界的特殊地位，其《通鉴纲目》的影响甚大，以至南宋以后的读书人往往以其是非为是非，“无不是凿齿而非寿”，乃至牵连到持类似观点的司马光及《资治通鉴》。纪昀虽然懂得知人论世，看到了陈寿“欲帝汉逆而难”，并对宋代诸儒的分歧给予了合理解释，但他又认为“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这说明他自己也深受朱子《纲目》的影响，为蜀汉正统说所拘囿。

与纪昀同时的钱大昕（1728-1804）在为其弟大昭（1744-1813）所著的《三国志辨疑》作序文中则说：

魏氏据中原日久而晋承其禅，当时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吴也。自承祚书出，始正三国之名，且先蜀而后吴，又于《杨戏传》末载《季汉辅臣赞》，娓娓数百言，所以尊蜀殊于魏吴也；存“季汉”之名者，明乎蜀之实汉也。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不过因其意而推阐之，而后之论史者辄右习而左陈，毋乃好为议论而未审乎时势之难易与？夫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吴蜀既亡，群然一词，指为伪朝，乃承祚不惟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多让焉！[15]

在钱氏看来，陈寿处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能“正三国之名”，没有把《三国志》仅仅做成《魏志》，把吴蜀视为伪朝，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何况他还尽其所能为蜀保存了“季汉”之名，视之为汉之余脉呢！所以他盛赞“陈承祚《三国志》，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同上）他的知人论世，显然超出纪昀远甚。而其从著史体例创新的角度着眼，更是别有见地的。

黄恩彤的《三国书法》较此更进一步，在承认“寿之尊魏抑蜀，有所不得已”的同时，指出陈寿表面的抑扬与实际的褒贬其实是两回事：

寿以羁旅之臣处孤危之地，乃敢奋其笔舌不避嫌疑，独不为家族计乎？故寿之尊魏抑蜀，有所不得已也。然其为书，简而不漏，详而不赘，尊魏而不掩其恶，抑蜀而不没其实，讳晋而不灭其迹，微而显，曲而直，隐寓夫褒贬而显示夫惩劝，动有合于《春秋》之书法焉，真良史哉！[16]

这大概是对《三国志》“书法”方面最高的评价。黄恩彤认为，虽然陈寿表面上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但其内心则是尊蜀抑魏的，因而他在记述曹魏和蜀汉史实时，多处运用《春秋》笔法进行褒贬。其实，黄恩彤《三国书法》一书乃有所为而作，旨在为陈寿辨正。在这部专著中，黄氏从《三国志》的目录、称谓、词句选择、材料取舍等许多方面列举出大量例证，并就写曹魏与写蜀汉随时加以比较，说明陈寿对曹魏明尊暗贬，对蜀汉似抑实尊。应该说，他列举的例证大多数颇有说服力，至少是言之成理的。从这一点上说，黄恩彤可谓陈寿的千古知音。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曾批评陈寿：“惟其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托始于魏文，而托始曹操，实不及《魏书》叙记之得体，是则诚可已不已耳。”[17]就是说，魏国历史应从魏文帝曹丕禅汉开始，对此即便司马氏也是无从责难的，陈寿却从曹操开始，这本是可以避免的失误却没有避免。纪昀此说看来颇有道理，人多从之。但黄恩彤却认为，陈寿这样做并非真的在尊魏，而是别有深意的：

自初平元年讫建安二十五年，皆以献帝纪年，虽空名虚器犹若赘疣，而汉固未尝亡也。然则何以不书汉？汉名而魏实，书汉则没其实也。魏之太祖意中无汉久矣，此二十五年，汉未尝亡而直书曰魏，不予以存汉之功，而明著其无君之罪也。[18]

经他这样一番辨正，陈寿写建安间史事而名之曰“武帝纪”（目录中则称“武帝操”），表面上高抬了曹操，实质上却是有意贬损其形象的。更有意思的是，陈寿叙述曹操的出身，先说其为“汉相国参之后”，又说“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腾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黄恩彤对此的解读是：

曹为参后，固汉之世臣也，腾阉而参之胤绝矣，嵩不得为参后也。他传记并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此云“莫审其生出本末”者何？疑之也。犹陈琳《檄》所云“乞丐携养，赘阉遗丑”之意也。疑嵩所以深诋操也。[19]

看似前后龃龉的一段家世简介，竟然是故作疑似之词、“骂人不带脏字”的好例。由此不难发现陈寿运用《春秋》笔法之精妙，亦可见黄氏读书善于由表及里，独能会心于作者。《三国书法》一书大率类此，不再赘举。概而言之，此书对研究陈寿与《三国志》，是一份极有助益的参考文献。

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黄恩彤所作辨正的局限也是明显的。他虽然与朱熹以尊蜀抑魏为旗帜有所不同，对陈寿《三国志》书法的理解更进了一层，不仅没有责怪陈寿，反而揭示出了陈寿的良苦用心，但是在正统观念上，却是与朱熹如出一辙，并未跳出其窠臼。

中国历史上的统绪传承，最为普遍认可的是中原地区正统观。三国鼎立时期，曹魏占据了中原地区和广大的北方，蜀和吴则各偏居一隅，如果抛开了仅以血缘关系论正统的偏见，以曹魏为正统实在是无可非议。陈寿尽管是出于时势所迫才作此布局，但无疑是记载了历史的真实。当时撰写三国的史书有许多，唯独他的《三国志》列为正史广为流传，本身就是对其史才、史德的最好肯定。

注释：

[1]房玄龄等：《晋书·陈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38页。

[2][清]潘眉：《三国志考证》，嘉庆十五年刻本，卷五，第3页。

[3][晋]陈寿：《三国志·魏书·王粲二刘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02页。

[4][晋]陈寿：《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1页。

[5]《裴子语林》原书已佚，今有清人马国瀚、王仁俊及鲁迅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丛书收录有王根林据鲁迅《古小说钩沉》校点的新本，关于陈寿索米的内容见《西京杂记》（外五种》2012年版，第110页。

[6]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六“陈寿论诸葛亮”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1页。

[7][清]黄恩彤：《三国书法》卷九，咸丰七年刻本。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7页。

[9][10][14][17][晋]陈寿：《三国志》附录，第1471页，第1473页。

[11]关于裴注引书数量，清代以来学者统计不一，本文数据依据陈垣《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

[12]关于裴注字数，宋人晁公武、清人李龙官均以为注文字数为陈寿正文的“数倍”或“三倍”。但据今人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裴注字数并不多于正文字数，但接近于正文字数。见崔曙庭《〈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13][16][清]黄恩彤：《三国书法·序》，清咸丰七年刻本。

[15][清]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页。

[18][19][清]黄恩彤：《三国书法》，清咸丰七年刻本。

（魏伯河 济南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25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