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对管子的评价中感受孔子的伟大

从孔子对管子的评价中感受孔子的伟大

摘 要：孔子的形象在一些人的眼里是古板迂腐的，这实在是一种误读。本文以孔子对管仲两次评价为例，尝试走进这位至圣先师的内心世界，诠释孔子处世之机智灵活、待人之客观全面、思想之不断成熟，从细微之处领略孔子的伟大。 　　关键词：孔子 管子 评价 处世态度 待人方式 自我思想 　　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后人在谈到他的时候常尊敬地称呼他一句“孔夫子”。在不少人特别是中学生的感觉里，他就是位一脸严肃、苦口婆心教育别人的“老人家”。然而仅就高中选修课本中有关《论语》的篇章，细心读来便让我们对孔子有了进一步了解。下面就以中学教材选编的《论语》中几处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为例，借此走进孔子。 　　管仲，被称为“中华第一相”，名夷吾，谥曰“敬仲”，颍上（今安徽颍上县内）人，史称管子，他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是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在《论语》中，孔子对于管仲，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论语·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做为齐桓公的相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当时人们都认为他立下了莫大的功劳，但是他的用心是出于权谋功利的私心，并不符合圣贤的大道。所以孔子讥讽他说：管仲虽然有大功，但是他的为人局量浅薄，规模狭隘，没有正大光明的气象，是器小的表现。当时的人不理解孔子的意思，说：我听说俭朴的人，凡事都吝啬，却和器小的样子很相似，夫子以为管仲器小，或许是他俭约的原因呢？孔子回答说：凡是俭约的人，一定能够节制用度，管仲筑有三归之台，做为游览观光的处所，他生活的奢靡可见一斑；又设置了很多官署，每人负责一件事情，互相之间从不兼任，所以他的官禄十分繁冗，这样做事，怎么能叫做俭呢？当时的人还是不明白孔子的意思，说：我听说知礼的人，凡事都面面俱到，不肯轻易就简，却和奢侈的人样子很相似，夫子以为管仲不俭，或许是他知礼的原因呢。孔子回答说：礼制最大的莫过于名分了，名分最大的莫过于君臣，不可以有丝毫的僭越，比如只有诸侯才能在门口设置照壁，以隔离内外之用；不是大夫可以照做的；管仲如今也弄了个照壁在门口，与国君一样了，这是他僭越礼制的一个表现；诸侯一般举行两国宴会的时候，才能设置专门用来反爵的坫台，也不是大夫可以照做的；管仲如今也弄了个坫台，和国君一样的，这是他僭越礼制的又一个表现；如此之人，决不是知礼的人，如果说管仲知礼，那天下还有谁是不知礼的人呢？所以人的器量大小，不在于行事的表现。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并不偏颇，对于他的历史功绩，也曾大力称扬，说他如果没有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我们也许已经变成野蛮人了。但对于他存在的问题，也不曾遮掩，直言不讳。都是就事论事的言论，没有针对个人。 　　另一处是《论语·宪问》。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提出“事君以忠”。公子纠被杀了，召忽自杀以殉其主，而管仲却没有死，不仅如此，他还归服了其主的政敌，担任了宰相，这样的行为应当属于对其主的不忠。但孔子这里却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而不依靠武力，是依靠仁德的力量，值得称赞。 　　在《八佾》篇中，孔子批评管仲气量狭小，铺张奢侈，僭越礼节；而在《宪问》篇中，孔子却充分肯定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功绩，认为他是称得上仁的，且是讲究大义的，不像普通人拘泥于小信义。 　　“不知礼”的批评和“如其仁”的肯定是矛盾的。在儒家学说中，仁和礼是统一的.，在《颜渊》篇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是内在的道德要求，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外在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就称得上“仁”。既然仁和礼是统一的，孔子为什么对于管仲作出这样自相矛盾的评价呢？其实，这看似矛盾的评价却彰显了孔子思想的丰富与处世的圆融。 　　一、不迂腐、不胶着的孔子 　　管仲、召忽曾经辅佐公子纠，是公子纠的人。齐桓公即位，逼鲁国杀了避难于鲁国的公子纠，而召忽也自杀，所谓“从主死节”。管仲不但没有“从主死节”，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因此，子路、子贡似乎都觉得管仲不能算“仁”，便问孔子。殊不知孔子却回答：“如其仁！如其仁！”（这就是他的仁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看人最重结果，重国君治国之效与百姓承受的恩泽。只重修己而忽略事功，不免偏于迂腐；只重事功而不修己，不免偏于功利。孔子重视事功，看重“仁”的实效。管仲使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而“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不轻易许人以“仁”的孔子，这里却毫不犹豫的许管仲以“仁”。这里不免让我们想到，如果管仲象召忽一样“从主死节”，为主尽忠，那么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又如后来的魏征，若“从主死节”，为李建成而死，那也不可能有贞观直言进谏的美谈。孔子此处只赞美管仲辅佐桓公建立的功业，却回避管仲是否该“从主死节”。由此可见，孔子并不主张“愚忠”，那些仅凭“君君臣臣”就认定孔子宣传“愚忠”的学者们，由此也可以烛见圣人的圆融。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中学选修课本里还有。孔子极度推崇诚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大家都听过“孔子过蒲”的故事。孔子与蒲人立下盟约不去卫国，可并没有守信，面对弟子的疑惑，孔子说；“要盟也，神不听。”意思是被要挟订立的盟约，神灵是不会理睬的。不分场合不讲对象地讲信用，那就是一种迂腐，孔子机智灵活就在这里。 　　二、不片面、不主观的孔子 　　孔子不因为肯定管仲之“仁”而不批评其“不知礼”；也不因批评其“不知礼”而否定其“仁”。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全面而客观的。后世迂儒无此眼界，无此胸怀，故而以点概面，以小掩大，而鄙薄管仲。康有为说：“盖仁莫大于博爱，祸莫大于兵戎。天下止兵，列国君民皆同乐生，功莫大焉，故孔子再三叹美其仁。”而后世儒者却“专重内而失外”不能做到“内外兼修”，相比之下更见孔子之博大深邃。 　　这种客观公正同样体现在孔子对待自己学生的态度上。颜回聪明仁厚、安贫乐道，是孔子非常欣赏的学生，孔子曾不止一次地称赞过他：“贤哉回也！”颜回去世的时候，孔子悲痛欲绝“噫！天丧予！天丧予！”但同时，孔子又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孔子认为，颜回是对自己没有帮助的人，因为老师说的话他都心甘情愿的接受，不加反对。孔子认为，如果没有人给自己提不同意见，帮自己发现不足，自己的学识是很难提高的。 　　《论语·子罕》说孔子“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说，孔子在讨论问题时不主观，不武断，不固执，不惟我独尊。“当仁不让于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三、不断修正、不断提升的孔子 　　众所周知，《论语》中孔子的话是孔子的弟子及后学们记录的。根据《史记》记载：孔子十七岁时，鲁国大夫孟厘子的儿子孟懿子和鲁人南宫敬叔就拜孔子为师了，从十七岁到七十三岁，孔子当了五十七年的老师。而《论语》二十篇的编订是按照内容来大致分类的，里面记载孔子的话，并不是一时一地说的，而是孔子一生观点的缩影。 　　人的认识，既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也会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变化。孔子也不例外。《公冶长》中，学生宰予大白天睡觉，孔子大动肝火，除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之外，还发出了关于认识一个人的感慨：“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以宰予的事情为例检讨自己、教育大家：今后要多做少说，言行一致。这说明孔子的思想也是慢慢成熟起来的。 　　孔子在《八佾》和《宪问》中对于管仲截然不同的评价，是他在不同的人生时期对问题的自然流露，我们把它前后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圣人在不断修正、不断完善自我。《八佾》中对管仲所作的评价应该是孔子所为，这时候的孔子年轻气盛，充满激情和梦想，一厢情愿地希望还原“周礼”所规范的社会秩序，改变“礼崩乐坏”的现实。这种过于完美的理想表现在孔子在对管仲评价的时候不屑一顾。而《宪问》对管仲的评价则是孔子晚期所为。怀揣美好的理想，却一生碰壁的孔子，也曾发出“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的感慨，也曾萌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头。这时候的孔子，耳顺之年，对人对事，不再用过于理想和完美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了。所以对于管仲，孔子给予了更为客观的评价，肯定他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安定天下的贡献。这和孔子“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的观点是一致的，也符合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的“忠恕”之道。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的伟大，表现在太多的方面，通过他对管子的评价就可见其一斑。 　　（罗蔚礼 安徽省颍上一中 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