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饭碗”我跳呀跳

为了“饭碗”我跳呀跳

　　我从未想过我的求职之路会走得如此艰难，虽然过来人曾告诫我：“生活是残酷的，它会教给你很多。”但我不以为然，象牙塔的生活赋予了我意气风发的豪情壮志，生活正等待着我去拼搏。大学毕业两年中，我辗转换了三份工作，但始终没有一份称心如意。我陷入了跳槽那挥之不去的泥沼，想要挣脱，反而越陷越深。

　　倾诉人 心怡 年龄 25岁 职业 待业

　　第一份工作 遗憾与不舍中收场

　　高三那年，我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沪上著名高校的哲学系。虽然，我是被调剂转入哲学系的，我也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可名校的光环还是让我着实高兴了好一段时间。大学四年中，我一直沉醉于鲜花和赞扬声中。

　　时光如梭，仿佛言犹在耳。不知不觉中，到了大四毕业的时间。虽然，平时也经常听师哥师姐们抱怨本系工作难找，但由于身负名校光环，所以我并不担心工作的问题。大四刚开学那段时期，系里纷纷召开会议为学生们“说服”，告诫我们不要被名校概念框住了求职定位，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应该去试一试。10月份的时候，各种知名公司的校园招聘会如火如荼地在校园里开展。我们几个同寝室的姐妹相约一起去招聘会“搏杀”，但到了现场才发觉适合本专业的职业真的很少。几次招聘会下来，我们顿时成了霜打的茄子，胸口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哲学这门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似乎所有的专业都能和它搭边。但细想之下，真正算得上适合本专业的估计只有做政治老师的了。可我们这几个天生好动的人，怎么能忍受整天待在教室里或办公室中？于是，各种和文科有关联的招聘信息都成了我们关注和搜罗的对象，可那些我投出去的简历仿佛石沉大海一般，不见丝毫音讯。看着身边的一些朋友相继接到笔试或面试的电话，我这才幡然醒悟到了形势的严峻性。

　　就这样，日子在一天天地等待中流逝。等待的日子总是辛苦而又难熬的`，它不仅考验你的坚韧，更时刻准备着磨平着你的斗志。3月初的时候，我终于接到了那期待已久的面试电话，一所民办中学邀请我去做政治老师。面试前几天，我做了大量工作以防出差错，从追溯学校历史到了解学生特点，所有细节全部一网打尽。那天的面试进行得异常顺利，充分的准备让我的回答无懈可击。当然名校毕业也为面试加了不少印象分，一来二去后，校长拍板决定让我留下。当场得到这个消息，自然令我激动万分。校长承诺了我每月3000元的工资，外加各种补贴等费用。要知道，我们毕业那会儿，每月3000元的薪金进账绝对是一种诱惑。思前想后，和父母反复商量后，我决定签下意向书再说。

　　就这样，第一次面试我就成功了，或许我这的人不太适合做教师，但对于当初的我来说，这份工作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牢牢抓住它才能看到曙光。我本以为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没料到这只是我后来无休止跳槽的一个开始。

　　我所负责的是初中一年级四个班级的政治课，每天两节，课余时间很多。刚开始的时候，孩子们还能够认真听讲，但后来学生们有的上课讲话，有的不按时完成作业，作为政治课的老师，我一方面苦口婆心地让他们听从劝告，一方面在班级里反复阐明要认真对待每一门课程。但这样的劝诫显然没有起到多大的效用，学生们反而越来越出格，后来竟然发展到公然逃课的地步。几个月来的苦口婆心竟然收到这个效果。一天课上，我对着全班学生公开批评那些不规矩的学生，说到激动处，言辞激烈，台下的学生听得瞠目结舌。

　　我本以为学生们可以就此收敛，但没想到麻烦还远远不止这些。那位在课堂上被我猛烈批评的学生把课堂上的一切告诉了家长，还哭哭啼啼地宣称，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上政治课，理由就是我太凶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位家长竟然将状告到校长那儿，要求学校要对孩子由此造成的心理障碍和精神压力负责。无奈之下，校长只得找我谈话，让我与家长协商解决。我怎么肯轻易罢休，况且这并不是我的错，适当地采取措施提醒学生反而造成了失职，于情于理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我向校长和那位家长据理力争，但根本没有起到作用。后来，事情越闹越大，我这个新进来的教师成了全校人尽皆知的新闻人物。为了尽快平息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校长对我下达了“最后通牒”：不管有没有错，一定要向家长及学生道歉，并在全校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

　　500字的道歉信我写了整整一晚，写了又撕，撕了又写，耗费了我整整一个通宵的时间。这个事件后，我倍受打击，整日精神不济，没有了上课的激情，更要忍受流言蜚语的侵袭。父母看出了症结所在，委婉地建议我，如果做得不开心，干脆另谋高就吧。虽然有些依依不舍，但最后我还是提交了辞职申请书，虽然校长极力挽留，但我去意坚决，这段持续了不到6个月的工作终于在遗憾中收场。第二份工作 不愿成为斗争工具

　　辞职后的一个月，老爸托朋友帮我联系了一个办公室文员的职位。虽然工作比较轻闲，但待遇不错。看老爸为我忙前忙后地张罗工作，老大的人还整天在家吃闲饭，让我很过意不去。虽然，我并不喜欢文员的工作，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上班了。

　　新单位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办公室里人员众多，关系复杂。初来乍到，我并不了解其中的玄机。我的座位正好位于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房间的中间，可谓要塞之地，也是引发纷争的地方。

　　记得那天主任要我对一份数据进行统计，说好下午4点之前放到他的办公桌上。可巧的是，副主任在一个小时后也发来了命令，要我立马去浦东金桥拿一份协议。时值下午2点，早上主任交代的任务我刚做到一半，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我有些面露难色，副主任一看我不情愿的样子，顿时对着我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我想极力辩解，可好几次被副主任顶了回来。此时，主任正好开完会回来，见副主任在气头上，了解了原委后，大声说道：“心怡正在做数据分析，你让其他人帮你去取文件啊！”主任说话的语调硬邦邦的，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副主任一听，顿时火不打一处来：“怎么？你吩咐的就是事情，我吩咐的就不是事情啊？”副主任眼冒火光，神情相当严肃。而主任则面色铁青，我一看一场大战不可避免，马上上前劝和：“主任，副主任，你们俩都别生气，是我不好，是我不好！”还没等我话说完，两个人纷纷走进各自的办公室，“砰”“砰”两声关上了门。我长叹了一口气，心里想想这“夹板气”可真不是好受的！对桌的小柳马上凑过来轻声说了句：“他们是老冤家了，你别放在心上啊！”原来，原来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是多年来的死对头！怪不得当初就我这个位子没人要坐。

　　后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主任、副主任经常有“圣旨降临”，两个人不愧是多年的冤家，连布置工作时间都相似地惊人，我通常要以快别人两倍的速度超额完成工作。我成了两位主任互相勾心斗角的新战场。就这样，我的第二份工作在不经意之间狠狠地“绊”了我一下，工作不到4个月，我递交了辞职申请报告。

　　辞职后，我在家静静地呆了一个月。回想我毕业后的这一年时间，第一份工作有点“委屈”，第二分工作则让我深刻地体会了职场艰辛。一份是我曾经向往已久的工作，另一份是勉强接受的职业，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结局却出乎意料地一致。看看周围的同学，要么深受上司青睐，要么收入颇丰，而我却还过着“寄生”生活，我心情十分难受。第三份工作 寄予厚望却很短暂

　　辞职后的第三个月，我通过朋友的关系，在一家小型杂志社找到了份编辑的工作。杂志社虽然很小，但气氛却很融洽。由于杂志刚刚开办，人手有限，我除了要负责编辑的工作之外，还需要和广告公司洽谈发行、流通、广告等相关事宜。

　　我上手很快，编辑的工作全靠高中和大学里打的那些底子，很受用。而除业务外的发行工作，由于市场没有完全打开的关系，一直进行得不太顺畅。每次开会的时候，社长总会用充满信心的口吻鼓励我们：“我们的杂志还在开拓阶段，等发行量上去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刚上班的那段时候，我经常连着几天没日没夜地通宵做版面，连校对的工作有时候我也一并包办。晚上累了，办公室里的男生就会给大家讲讲笑话解闷，我们常常被逗得哈哈大笑。有时候干得太累了，社长会自掏腰包，让我们买些外卖回来，边玩游戏边吃夜宵。杂志社就像一个小家庭，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拼命奋斗，献出了全部的热情。我很开心，杂志社给我的这种类似家庭的归属感成了我源源不断地奋斗源泉。我所需要的不正是这种感受吗？最忙的时候，我一个礼拜只回一次家去拿一些换洗衣物。老妈看我干得那么辛苦，自然很是心疼。可我却整天乐呵呵的，这种苦中有乐的滋味自然是别人所无法体会的。

　　可就在我们干得热火朝天的当口，杂志社要解散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又一次将我炸闷。这本凝聚着大家众多汗水的杂志就像一个被扼杀在襁褓中的婴儿一样。杂志上市几个月销量的停滞不前已经超过了事先投资方所规定的盈利期限，连锁撤资反应在所难免。虽然社长己经恳求，但仍旧无济于事。

　　我又一次成了无业游民，这是命中注定，还是情势使然，我不敢再想，只觉得好不容易事业有了些起色，谁想到竟然是这般釜底抽薪的结果。离开杂志社的那天，社长请大家吃了顿饭，他安慰我们好聚好散，明天又是一条好汉。那天大家都喝得很多，我也体会了一番“梦里挑灯看剑”的滋味。

　　三次失业后 继续深造相信未来

　　失业后，我大哭了一场，纪念我未完成的事业，也纪念过去的730天。在两年中三次失业，虽然每次失去工作可能都是我自身存在不足，但是我并不想就这样承认自己很失败。

　　痛定思痛，我决定先把事业放在一边，重新开始深造。我现在在自学托福和GRE，希望明年这个时候能够顺利考出，申请留学的奖学金。我不想怨天尤人，虽然生活从来没有对我张开双臂。但我想说的是，永远不要说不，要保持微笑，未来一定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