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企业文化就像歌

培育企业文化就像一首歌

　　企业文化怎么创建和提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种极端的表现，一种是不知道如何着手，另一种是根据理想模式削足适履。如果说在实践中效果不尽理想，那么我们从《吕氏春秋》对音乐来源及其规律的独特论述中，可以受到一些有益地启示。

　　生成于“化”：超脱于管理冲突

　　《吕氏春秋》认为音乐是人对实践生活的能动反映：“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人心指得是对现实的感受。例如：大禹在带领人们治水的时候，在途中认识了涂山氏之女，两个人情投意合，大禹的家人也在安排迎娶涂山氏之女。但是大禹突然接到水灾险情报告，在准备举行结婚典礼的那一天，来不及与涂山氏之女告别，就赶到南方巡视去了。涂山氏之女并没有责怪大禹，日夜等着他平安归来。涂山氏之女生了病，挣扎着也出不了门，就叫她的侍女在涂山南面等候大禹的消息。她自己作了一首歌，歌曰：“候人兮猗”，感人至深。相传，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南方音乐。周公和召公的时候，曾派人采风，收集到了涂山氏之女的这首歌，称之为南风。后人把它编入《诗经》，叫做“周南”、“召南”。

　　这个故事讲的虽然是音乐的起源，实际上也反映了文化起源的一般规律，企业文化也是一样。所谓“感於心则荡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内”，即为文化。这种“化”有三层意思：一是心中有“化”的需要，二是要外“化”为包括音乐在内的表达形式，三是可以内化于心灵。说白了，就是要“化”解现实冲突，或者促进现实冲突在心灵里得到解决。企业管理难免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冲突，管理者受到各种资源、条件的限制，有诸多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团队、员工及其亲友往往要在两难中做出选择。作为现实选择的平衡和补救，用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企业文化的雏形，就像涂山氏之女的吟唱一样。

　　一般说来，下述三种功能的表现形式就是企业文化。第一，工间娱乐。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使人们的心身得到相当程度的放松。《吕氏春秋》中举的例子是，人们在劳作之余，拿着牛尾巴，边歌边舞，叫“牛尾巴”舞。虽然有消遣的意思，但和媚俗和单纯的寻欢作乐不同。第二、诉求沟通，类似于老板、员工、亲友之间的联谊活动。《吕氏春秋》里讲，炎帝生活的年代，天下多风而热，往往收不到果实，炎帝就指定一个叫士达的大臣制作出五弦瑟，祈求阴气。这实际上是向当时的人们做出一种姿态，希望人们能够相互体谅。第三、自觉敬畏。《吕氏春秋》里常常提到的祭祀音乐，就和人们的信仰密切相关。

　　当然，企业文化有助于管理冲突的解决，以相对“超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般是“土生土长”的。如果管理者不知道怎样创建企业文化，说他不知道内部冲突是不可能的，那只是说他无暇顾及解决冲突的“超脱”形式，没有去“采风”，更没有将其推广开来。“克隆”外来的企业文化并非没有可能，只不过其成败取决于能否发挥上面提到的功能。如果“克隆”是在强化管理冲突，直接作为管理的手段，那就不仅难以在本企业扎根，而且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南辕北辙。

　　规划于“律”：愉悦中蔚然成风

　　企业文化的“土生土长”，并非自流放任；《吕氏春秋》所提到的采风，是一个加工提高的过程，比如葛天氏之乐中的“八阕”，就囊括了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载民”是指对民众的爱戴，表现重民思想。“玄鸟”中的玄鸟就是燕子，是那个时代的母系图腾，该乐章是对祖先的歌颂。“遂草木”之遂，在古汉语中是顺从、成功的意思。“遂草木”就是让草木得以繁荣茂盛的生长，反映了古人的环保意识。“奋五谷”即奋力地去争取五谷的丰收。“敬天常”就是希望上天按照常规进行，不要出现灾变。“达帝功”是向祖先宣誓，要达到祖先那样的成就。“依地德”表现的是对土地的崇拜和歌颂。最后一个乐章“总万物之极”，表现了对“大同”的憧憬。从八个乐章的篇名可以看出，那时的“牛尾巴”舞绝非率意而为，反映了葛天氏为帝那个时代政治的谋篇布局。

　　在《吕氏春秋》对乐律内在结构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乐律与社会生活节奏的共振。也许我们很难理解那种将十二个音律与十二个月的节气、政事对应起来的做法，但是可以受到的启示是，企业文化必须和经营规律合拍，否则就不能叫企业的文化。企业家不是音乐家，即使是儒商也不能仅仅以文化大师自居，企业文化往往需要作为经营活动的一种精神支撑。因此企业文化的开展要有整体规划，规划于“律”，即根据创业周期、产品周期、产业周期统筹安排，提供备份，到什么节律点就唱什么“歌”，实现文化与经营规律的共振。

　　企业文化活动的开展规划于“律”，是需要上升到制度层面的；但是企业文化的制度安排是为了让人们乐于接受，理想的状态是愉悦，而不是相反。一般的管理制度的执行，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而企业文化的制度安排应当弱化其强制性，使其更像一套默认、识别系统。就像看到红灯要停，听到起床号要离开床一样；虽然依托的是制度的强制性，但是其直接的表现是提醒和铺陈，不乏善意。值得警惕的是企业文化的'“硬化”倾向，比如将军事化的管理搬到企业，使得制度的强制性更加突出，就很难说这是一种健康的企业文化。

　　员工的愉悦，同样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关。即产生“乐于”奉献的动力，甚至“乐于”做出各种形式的牺牲；制度的强制性虽然可以获得当下的执行，却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还会出现按倒葫芦浮起瓢的尴尬情况。所以，让员工愉悦的接受管理制度，使得愉悦的执行蔚然成风，就能充分体现一种管理的智慧。所谓蔚然成风，就是在管理者不在场或者无法现身的情况下，员工也会习惯性的按照制度的要求去做。当然，它是和管理者能够奖勤罚懒、不分亲疏、言而有信的作风密切相关的。

　　提升于“适”：律己的老板文化

　　《吕氏春秋》结构严谨，但是在谈到最美的音乐——制乐（至乐）时，却文不对题，讲了一个“至治”的故事：宋景公上任不久，发现天上有代表灾变的“荧惑”星出现在宋的分野，非常恐惧，把太史官子韦叫来想一个避灾的点子。子韦说：“可以设法将降临于君的灾祸转移到宰相身上。”景公说：“宰相承担着治国重任，我不能害他。”子韦说：“可以把灾祸转移到老百姓身上。”景公说，没有老百姓，我给谁当国君？这更不行。子韦说：“把灾祸转移到今年的收成上也可以。”景公曰：“那不等于去害老百姓吗？你别说了，还是让我独自承担。”子韦拜倒在地，说：君上有如此胸怀，上天有知，一定能逢凶化吉。这天晚上，荧惑灾星果然远远离开了宋的分野。

　　这种“偏题”当然不是吕不韦及其门客的疏忽，其立意正在于此，叫做“欲观至乐，必於至治”。放在企业建设的语境中，意思就是：最好的企业文化来之于最好的企业管理举措，取决于老板和管理者的模范行为。《吕氏春秋》称之为“适音”，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怎样提高企业文化境界的思路。适音之“适”，在企业文化的语境中，一方面是说，企业文化本身的层次高低只要对企业合适就可以了。不必追求高、精、尖的包装，也不要因为属于“土鳖”之列而自卑。另一方面则要求管理者自觉接受企业文化的节制，积极适应健康的企业文化的约束，不能滥用指令性的管理制度以势压人。

　　后者的“适”，是管理者对管理中出现问题的反求诸己，是对“老板文化”的扬弃。创业初期，老板的言行对企业文化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文化的不少内容直接就是老板的创业“颂歌”，在形式上也留下了创业者个人秉赋的烙印。但是这只能说明过去；当企业文化的模式初定之后，无论是创业元勋还是“空降部队”，必须适应现在，关注未来，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负责。这时候所说的老板文化，已不再是老板说了算，而是专指文化对老板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文化的完善，是否属于“最美”，完全取决于它对老板和管理者能够产生多大的约束力。

　　当然，企业文化的完善还要同时解决员工“其乐不乐”的问题。企业文化在形式上完美了，但是员工还是高兴不起来，《吕氏春秋》把类似的现象叫做“其乐不乐”。企业文化难以产生凝聚力，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乐”。按照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的说法，钱只能使得员工“没有不满意”，而并非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快乐和愉悦。而后者取决于员工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比较，包括尊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根子还是在管理者身上，需要管理者反思自己的管理是否公平、公正，是否对员工给予了应有的尊重。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殊途而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