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好家风事迹材料3篇

传承好家风事迹材料3篇

　　在学习、工作乃至生活中，说到事迹材料，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事迹材料是为了表扬先进、弘扬正气、推动工作，对工作、学习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先进人物的优秀事迹如实记载和反映的书面材料。那么相关的事迹材料到底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传承好家风事迹材料，欢迎大家分享。

传承好家风事迹材料1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学术。清代家集编纂刊刻的盛景已成为历史，但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在人们向往书香社会的当下，回望传统显得尤为重要。这令《清代家集丛刊》的出版具有了特殊的价值。

　　汇集了家族著述的家集，是家族文学传统最为直观的载体。近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家集丛刊》，公布了几个以往很少为人所知的数字：宋及宋以前的家集，仅存世25种，且多为明清人编辑;元代自编及后代编辑的元人家集有15种;明代自编及清代编辑的明人家集有125种;清人自编及民国时期编辑的清人家集，总数达948种。尽管这只是初步的统计，但仍显示出有清一代家集编纂风气之盛。近百余年来，在中国社会经历大变革、大转型的同时，中国人“诗书继世”的家族传统似乎也正在逐渐淡去。

　　今年7月，词学家龙榆生于20世纪30年代主编的《词学季刊》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在为此举办的一次读者沙龙上，龙榆生之子、复旦大学化学系退休教授龙英才坦言，从中学到大学，自己一直在学校寄宿，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多，龙家的子女虽然在各自领域皆有所成就，但都没能继承父亲的文学事业，龙榆生著述的整理、研究工作只能交给专业学者。

　　在新近出版的遗稿《我们三代人》中，已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也屡屡提及，祖父汤霖、父亲汤用彤及自己皆以教授中国文化为业，而他的子孙却都移居海外。汤一介不禁感慨：“我们这一‘诗书之家’到我之后就不能再继续了。”

　　作为技艺的文学传统

　　何为“世家”?清人曾有过清晰的表述。余集说：“夫世家者，有以德世其家，有以业世其家，有以文学世其家，而穷达不与焉。”钱泰吉说：“所谓世家者，非徒以科第显达之为贵，而以士农工商各敬其业，各守其家法之为美。”在他们看来，世家无关功名地位，无关财富多寡，重在对家族传统的礼敬与坚守。

　　“人类文明的发展建立在知识传授和积累的基础之上，现代社会知识传授的主要渠道是学校，也许今天还应该加上互联网，但在中国古代，却主要由家庭或家族来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清代家集丛刊》主编之一张剑认为，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家族文化是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掌握住家族就等于掌握了进入中国古代社会乃至当代社会的一把金钥匙。

　　所谓“三代承风，方称世家”，家族文化传统的养成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沉淀。清代家集中的《毕燕衎堂四世诗存》《长林四世弓冶集》《金陵蔡氏五世诗存》《溆浦舒氏六世诗稿》《桐城方氏七代遗书》《黔阳潘氏七世诗》《八叶诗存》《赐书楼九世诗文录》《张氏十世诗抄》等径以“六世”“七代”等命名，无疑表露着编纂者对于数代持守、终成世家的自豪感。有些家集，虽不以世代为名，但时间跨度可能更长，如《菱湖孙氏诗录》有12世，《海盐徐氏诗》有22世，《宜兴任氏传家集》有24世，均颇为可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蒋寅发现，国外的音乐世家、美术世家很多，但文学世家很少，而恰恰相反，古代中国的文学世家非常常见，家集因此也成为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人其实是把文学，或者说广义的文学教育，作为一种技艺来继承和传播。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选拔官员，还是评价个人才能，文采都非常重要。从汉代开始的察举制度，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都把文采作为一项核心的考核内容。家族对于文学教育的重视，是中国形成众多文学世家的重要原因。”

　　中国文化风貌的视窗

　　家集的编辑，既是对稿本、抄本、刻本等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是对家族文学传统的缀合、润色与再造。这使得家集在展现文化火种薪火相传的同时，也横向拓展地缘、业缘、社缘等人际网络，展现中国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成为展示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整体风貌的一个视窗。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认为，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文学世家其实并不多，即使像以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苏氏家族，其后代的文名也逐渐微弱。同样，清代家集的文学价值未必都很高，与其说它们的作者是文学世家，不如说是文化世家。家集虽然主要是以诗、词等文学作品的形式结集，但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更值得关注。

　　通过对所知见的786种清代家集编纂时间的梳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清代家集丛刊》另一位主编徐雁平发现，在战乱等非常之际，家族整体遭遇危机之时，编纂家集的热情不仅未有消歇，反而高涨。“清代家集的大量刊刻是在太平天国之后，与之相关的家谱编纂，在同治七年以后年均数量也明显增加。战乱激发文献的新生，或者说浴火重生，既体现出高度的家族责任感和家族本位意识，更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内涵和绵延传承的重要渠道。”徐雁平说。

　　“家集对颂思祖德、启励后人、寄托家族情思，加强家族向心力、寻觅家族文学的特征和传承、构建家族文学的发展脉络、重现家族成员的文学活动空间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世家大族往往就是地域文化传统的代言人，他们的`家集与郡邑文学总集密切相关，因此家集的整理和研究也有助于人们对地域文化传统的认知。”在徐雁平看来，清代家集数量的迅猛增加，是明清两代文学中家族观念、地方意识强化的表征，也是大批文学家族出现的一种必然结果，家集编辑在清代盛行的背后，是清人自觉的、自有的历史感觉与文化意识，“其中牵涉书名的设计、作品的选择编排、文字的修饰、小传的撰写、评说文字的搜集、世系的确定、人物关系的梳理等，这些举措在有意建立家族文学传统跨越时间的持续性，进而酿造出属于某一家族的‘共同意识’。”

　　“《清代家集丛刊》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书香之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朱万曙说，这些家族传承百年的“书香”，正是当代社会所稀缺的。

传承好家风事迹材料2

　　家风正，则人心正，社风清。家风是以“爱”为底色，以“孝慈”为笔墨绘出的一幅水墨丹青，看起来古朴，却意境深远。在市农机局家属区院子里，年逾八旬的退休干部邓尚志和妻子龙可英，在15年里编撰了3本书册，图文并茂地记录家庭故事，传承良好家风。

　　老有所学，诗画怡情润晚年

　　2月16日，走进邓尚志的家，一股墨香迎面扑来。这套已建成30多年的房子里，最多的，是书籍和诗画。邓尚志爱书画，龙可英好作诗。有这些作伴，两位老人的晚年格外惬意。

　　“1991年退休后，我们先后到老年大学学习诗词、国画，过得很充实。”龙可英有着一头漂亮的银发，面色红润，行动敏捷，不像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在老年大学，她和老伴像初入校门的学生一样，读书、写字、画画，整日忙个不停。“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自己编著的《诗画怡情》一书里，龙可英这样形容那段在老年大学的日子。此后，她的作品频频见诸报端。20xx年，龙可英开始“触电”，不仅学会了打字，还在新浪网开设了博客发表诗词，拥有了众多粉丝。

　　与老伴的时尚相比，邓尚志更爱与传统的笔墨打交道。他潜心于书画创作，专心听课，反复练习，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的作品曾入编《中华老年书画作品选集》《东方书画艺术家大典》《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书画大展作品集》等数十部图书,并多次在全国性的大展、大赛中获奖。

　　老有所为，传承家风正社风

　　凭良心，讲道理;多积德，莫害人——在邓尚志家里，挂在墙上的这条祖训格外显眼。这话是母亲教的，如今，他又将这传给了子孙。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两位老人传给子女的家训远不止这些：“不求名利得失，唯求心里踏实”“修身养性多积德，博学求知莫贪权”“轻看权和利，重视民与情;处世法为本，为人德在先”……在老人眼里，德比什么都重要。

　　与家训相比，以身作则更可贵。

　　百善孝为先。上世纪六十年代，物资紧缺。有年春节，机关食堂给每人分了一钵蒸肉，龙可英惦记着辛劳了一辈子的公婆，省下来托人送到了乡下婆婆家。公公病故后，她更是把婆婆接来长住，并在儿女面前立下规矩：“凡是奶奶没有吃到的东西我们不吃，奶奶没有享受到的我们不能享受。”

　　“有了‘能吃苦’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喝得下。”教育子孙时，邓尚志总是将这句话挂在嘴边。在他看来，吃苦耐劳是立家之本。尽管两位老人年轻时在城里工作，但一有机会就把孩子放到农村去锻炼，三子一女个个会插秧、割稻、砍柴，甚至还学会了破篾、织斗笠。

　　“屋檐水点点滴滴，滴在现窝里。”如今，邓尚志的儿女个个成才，孝顺父母。儿孙多次邀老人同住，老人却总是婉言谢绝，不愿给儿女添麻烦，住在老房子里，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房子的天花板有些裂缝了，他们就请人用透明胶细细地粘好。

　　20xx年和20xx年，夫妻俩先后编著《真情集》《心声》两本书册，收集了一些自传、家信家书以及诗词，将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浸润其中，传教与后人。，龙可英又编著《诗画怡情》一书，作为夫妻俩人生最后的纪念。在这本书中，两人毫不避讳地留下了遗嘱，要求树葬，去世后火化，不占国家的地，骨灰葬在老家父母坟前的树下。龙可英还特为此赋诗：“生死平常事，骨灰树下埋。花开香十里，白鸟引歌来。”

传承好家风事迹材料3

　　王阳明的一生，是一代大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生，是践行儒道、为国尽忠的一生。无论是贬谪蛮荒之地还是戎马倥偬之中，他总是以国事为重，以尽忠为先，以尽孝为念，并且谆谆教育弟子要立志勤学，以圣贤自期，以修身养心、致良知为人生根本，而不以读书做官谋取功名利禄为人生目标。

　　教导子弟立志勤学

　　王阳明在《与克彰太叔书》中说：“夫恶念者，习气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为习气所汩者，由于志之不立也。故凡学者为习所移，气所胜，则惟务痛惩其志。久则志亦渐立，志立而习气渐消。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

　　王阳明说：“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可见人生立志的重要。而所谓学问之功，就在消除习气，复归本然善性，这是一个道德修养过程，不可不慎。联系到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所讲“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条学规，首重立志，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更凸显了王阳明的从小“立志学圣贤”思想的重要。

　　勉励子弟以圣贤自期

　　王阳明在《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书函中说：“近闻尔曹学业有进，有司考校，获居前列，吾闻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门好消息，继吾书香者，在尔辈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尔辈但取青紫荣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读书讲学，此最吾所宿好，今虽干戈扰攘中，四方有来学者，吾未尝拒之。”

　　王阳明虽在“干戈扰攘”中，仍寄书子侄，谆谆教导他们立志勤学。在他看来，读书为学，目的不在做官肥家，谋取荣华富贵，而在于确立高尚的道德人格，“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这才是“家门好消息”，是能“继吾书香”的好子弟。他在《又与克彰太叔》书函中要求叔父教育儿子正宪读书尽孝，“一切举业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在《寄正宪男手墨》中要求儿子“立志向上”，而不必志在“科第”，称“科第之事，吾岂敢必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

　　忠义为先，以国事为重

　　王阳明在《上海日翁家书》中说：“男之欲归已非一日，急急图此已两年，今竟陷身于难。人臣之义至此，岂复容苟逃幸脱!惟俟命师之至，然后敢申前恳。俟事势稍定，然后敢决意驰归尔。伏望大人陪万保爱，诸弟必能勉尽孝养，旦暮切勿以不孝男为念。天苟悯男一念血诚，得全首领，归拜膝下，当必有日矣。”

　　自古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然而志士仁人虽常怀孝心，但总是以国事为重，忠义为先。王阳明在呈父亲的书函中陈述了“先国后家”的人臣之义，在致儿辈的家书《岭南寄正宪男》中则明确宣示了“我今国事在身，岂复能纪念家事，汝辈自宜体悉勉励，方是佳子弟尔”的“国事为重”的思想。

　　勇于改过，以改过为贵

　　王阳明在《寄諸弟》的家书中，特别强调了“改过为贵”的思想，他说：“人孰无过?改之为贵。……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果与人异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者，时时自见己过之功。吾近来实见此学有用力处，但为平日习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预为弟辈言之。”可见，勇于改过，以改过为贵，也是王阳明所提倡的优良家风。

　　师法圣贤，以致良知为人生根本

　　王阳明在致妹婿兼弟子徐爱的家书《与徐仲仁》中教育弟子“求古圣贤而师法之”，说：“勿谓隐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谓聪明可恃而有怠志;养心莫善于义理，为学莫要于精专;毋为习俗所移，毋为物诱所引;求古圣贤而师法之，切莫以斯言为迂阔也。”又在《寄正宪男手墨》中强调自己的讲学宗旨，要求子弟以“致良知”为人生根本。他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汝于此处，宜加猛省。”王阳明自提出“致良知”的心学宗旨以后，无论是对门人弟子，还是对家人子弟，皆谆谆教之以“致良知”，这个良知，便是孔孟之“仁”，程朱之天理，“致良知”，既是阳明学派的门风，也是王阳明一家的家风。

　　王阳明的江西大弟子邹守益对老师的家书给予了精辟的总结和极高的评价，说：“先师阳明夫子家书二卷，嗣子正宪仲肃甫什袭藏之。益趋天真，奠兰亭，获睹焉。喜曰：‘是能授简不忘矣!’书中‘读书敦行，日进高明’;‘钤束下人，谨守礼法’;及切祔道义，请益求教，互相夹持，接引来学，真是一善一药。”这个评论，不仅以阳明之教激励阳明后人，且以之激励同门学子，亦足见王阳明关于确立道德良知对于建立良好家风、门风思想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