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张桂梅先进事迹观后感学习心得
当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吧,何不写一篇观后感记录下呢?那么你会写观后感吗?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感动中国张桂梅先进事迹观后感学习心得,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张老师,我们要去西藏当兵了。”
今年9月,张桂梅接到两名学生的电话。原来,在大连读书的冉梦茹和在桂林读书的刘敏相约好了,要去西藏当兵。
“海拔那么高,你们怎么受得了?”张桂梅问。
“不是您鼓励我们去艰苦的地方吗?”学生笑嘻嘻地回答,“放心吧,我们不会当逃兵,不给您丢脸。”
几个月过去了,两名学生已经正式入伍参加集训,张桂梅还时常念叨着她们。“我一直教育姑娘们要报效祖国,可真去这么艰苦的地方,我又心疼得不得了。”她说。
“张老师真正做到了教书育人,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会了学生坚韧、感恩、奉献。”杨文华说,华坪女高的学生出去后都像张桂梅一样,能吃苦、肯奉献,很多学生毕业后都去了艰苦地区。
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学生,大学毕业后,她又回到了母校,成为一名数学老师。
“没有女高,就没有现在的我。”周云丽说,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里靠残疾的父亲和年迈的奶奶种地卖粮,供她和姐姐读书。“当我听说有位好心的`老师建了一所免费高中时,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华坪女高每周有一堂全校的思政课,学生们坐在院子里,由张桂梅统一组织理论学习。“张老师会给我们讲革命先烈的事迹,带着我们读党章,还会讲她创办女高的艰辛经历。”周云丽说。
20xx年7月,周云丽大学毕业。当时,她已经考上了相邻县一所中学的教师岗位。但听说华坪女高缺老师,她毫不犹豫就放弃了正式编制,回到母校担任代课老师,直到一年后才考试转正。
“这都是张老师教育我们的,自己强大了,也要记得去帮助别人。”周云丽笑着说。
每年的毕业季,是张桂梅最高兴的时候,经常有学生打电话、发短信给她报喜。“她经常向我炫耀,哪个学生去搞研究了,哪个学生去新疆支教了,然后露出老母亲般的欣慰笑容。”王秀丽说。
平日里,张桂梅喜欢看学生在课间操时排成方阵唱红歌、跳红舞。嘴里还经常念叨:“姑娘们长得多好啊,一个个吃得白白胖胖的。哼,等她们考上大学就得减肥了。”
每天上午课间,歌剧《江姐》的经典选段《红梅赞》都会在校园里准时响起,这是她最爱的歌曲。学生们齐声高唱,她偶尔也会哼上几句。
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向阳开……
这是她的信仰,也是她的一生。
许多年前,张桂梅过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时,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个家。
她是黑龙江人。母亲在近50岁时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时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们长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1974年,17岁的她跟着三姐来到云南支边,在中甸林业局当过播音员、宣传队队员,80年代,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中甸林业局子弟学校的校长,“为了他,我也申请去当了老师”。很快,他们结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忆里,丈夫多才多艺,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赚来的钱给她花,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饭,两人常常去洱海边上散步,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丈夫对她好,去大理市里开会,只要当天能够赶回去,一定会和她一块吃饭。
她是极其外放的性格。在东北,她有过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时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长大,没有严厉的管束,人送她外号五猴子,总是上蹿下跳,后来在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调皮捣蛋,会哄骗邻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长发剪掉,还会抓毛毛虫吓别的孩子,老师一巴掌拍死毛毛虫,手就肿起来,她挨了一顿骂,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后被老乡送回家。
等结了婚,她喜欢去歌舞厅,不想去开学校例会,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时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那时候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师,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化妆,穿紫色皮鞋、蓝色裤子、红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里,挂着一个手编的门帘,小个小个的珠子挂起一串,美极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师回忆,到了午休的大课间,在桃子树下的草坪上,张桂梅会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飘逸”,学校里关系好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老妖精,简称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后来,她形容那段岁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将终止,爱与被爱的生活即将结束。”
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总共筹了二十多万。她到处跟亲戚朋友们借钱,后来丈夫的家人劝她别治了,她不愿意。丈夫自己也想放弃,她劝他,我们能活一天算一天呗,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呗。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她都试,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二十多万,半年就见底了。
1995年2月,丈夫还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万念俱灰,往行驶的车上撞,驾驶员踩了刹车躲开,让她寻死别连累别人。回去以后,她和停尸房的人说:请您把他从冰箱里头搬出来。她最后一次抱着丈夫痛哭。爱与被爱的生活,结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处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头也不洗,只是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门,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她想,她必须离开。她申请调动,填了许多地方,只有华坪接收了她。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大理是个大城市,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1996年,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来到华坪。
起初,这更接近于一种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一年之后,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但到了华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这里的孩子需要她,“为了能让他们走出大山,我做了一点小事,我感到快乐”。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
她清楚地记得,一个带着女儿前来交书本费的父亲,走了五六个小时,把卖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钱塞给了她,“他很朴实地告诉我,就这些了啊,我有钱还给你送来。”她动员了几个学生一块数钱,一分钱、五分钱、两毛钱的纸币,零星的几个硬币,脏兮兮的,总共不到50块钱。但她把纸币捆成了一捆,留作纪念,“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还满高兴满高兴的,然后把孩子还送给你。人家没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没有的。我们还怨天怨地在这儿怨的。”
她反观了自己。“人家还没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这个人的生死应该是自己明白的。这个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就别)纠结在那出不来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她的头上”,用华坪县前教育局局长,如今是张桂梅宣讲小组一员的杨文华的话说。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她走了40分钟。回到了宿舍,她哭一会儿,站一会儿,一夜未眠。
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第二天,铃声一响,她本能地走进教室。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她还能怎么办呢?当年患癌的丈夫撑了一年多,是因为自己百般筹钱,在他身边照顾,如今轮到了自己,没有医药费,也没有人安慰。
吃止痛药,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就这样,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后来,她借了几千块钱,坐上了夜班车,到昆明做手术。她的肿瘤拿下来,肠子粘连到了后背,每次摸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块石头一样,疼的时候是一阵阵的,人也变成黑瘦黑瘦的了。
万幸的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埋头苦干、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当时华坪县正大力发展开采煤矿,学校里的老师工资低,就干着第二份职业,或者辞职出来做煤矿生意,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一个政协委员告诉她,我们绝不能捧着骨灰盒来宣传您。她的事迹开始在小县城里传遍,两次手术期间,一天晚上她喘气困难,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冒着大雨去医院,给她取氧气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位山里的女人,把五块钱的路费也捐给她治病,自己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种“爱的支撑”。
后来,她有过几次成家的机会。她的名声传出了县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来。有一次,王秀丽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北京来了一个作家,你过来看一下嘛。王秀丽想,跑上门跟人家说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厉害的,便没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张桂梅的追求者,见面的时候,张桂梅还涂了口红,穿了高跟鞋。王秀丽立刻叫个摩的就去了儿童之家,但那人已经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给对方,张桂梅说,找一个伴有什么用呢。王秀丽说,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个人跟你说一下话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丽听说,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欢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扫地。那人坐床边,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叠被子。一天都不让那人坐下。他们还问张桂梅,你要忙着结婚吗?你就怕以后我们养不起你吗?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北京来的作家了。
就是这样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现在央视的《面对面》节目里。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去年有159个女孩参加高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数,从2008年女高成立到现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学,离开这里——在西南边陲的小县城,这可以称作一个奇迹。七八月份,张桂梅为此接受了两次群访,13家媒体的记者围绕着她,网上都是“女英雄”的称呼。
在华坪,张桂梅的名字其实20年前就传开了。成为女高校长之前,她是带病上课的民族中学老师,也是当地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时代变迁里,她的故事变得越来越魔幻,随意问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岁的婆婆说,在电视上看到张桂梅骑着骆驼去深山里家访,劝女孩们回来读书——实际上,华坪压根儿没有骆驼,张桂梅骑的,是一匹马。
在那些过往的语境里,张桂梅已经成为一个全身心奉献的、伟大的党员——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一生无子。她日日往返于女高和儿童之家,连远在东北的哥哥、姐姐相继去世,她都没有时间回去。她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兴趣爱好,像一个完全没有缝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热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张桂梅的一个采访引发了热搜。视频中,张桂梅讲述因为学生当了全职太太,而不愿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你滚出去”,将张桂梅置于舆论中心,“全职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声音,一时之间淹没过了“女英雄”。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张桂梅拒绝了不断前来约访的媒体,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现,穿一件黑色羽绒服,党徽戴在胸前,打开羽绒服,里头是黑色毛衣,在同一个位置,还戴着一个党徽。“红到心里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体问张桂梅,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女性状态吗?你希望学生们成为怎样的女性呢?
张桂梅轻轻摇了摇头,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职太太”事件之后,她面对媒体有了些谨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内的一行人来到她面前,她看着县委宣传部的人,说你怎么又来了,是揶揄的语气,也是她一贯的说话方式,直接、干脆。
她说她的想法最初是从自己的女学生出发,后来到深山里的.女性,“能救一个是一个”,希望女孩们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还可以读书,高考,离开这里,给下一代一个好的环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环境,母亲母体的肥沃”,张桂梅正讲着,我们大笑了起来,母体的肥沃?多么新颖的表达。
“我说的是知识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张桂梅赶紧解释,但也跟着笑,“我又不好好说话了。”
那些围绕着张桂梅的“女权主义者”的称谓,华坪县妇联主席刘安萍并不认同。她和张桂梅认识好几年,觉得对方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救山里的女孩,救一个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触多,我也认同她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她的这个朴素的观念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么概念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了?”
女高办学路上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曾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的杨文华在采访时主动提起了那个视频。很多人谈独立,谈自由选择,不见其语境。他觉得张桂梅反对的不是全职太太,而是反对她的学生们去当全职太太。“这些学生就像她亲生的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学校,她们10年前就是结婚生崽,生一窝的那种。”他激动地侧着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老师,把你捞出来,救了,你又回到原点了。”
王秀丽在华坪县电视台工作,是最早关注和报道张桂梅的记者之一。作为记者,她最开始书写张桂梅,并非是那种歌颂式的报道视角。“因为我觉得不管对她的评价有多高,其实她是个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张桂梅在华坪唯一的好朋友,她们会各自搭着摩的到餐厅会和,相约吃火锅和披萨,喝几杯云南干红,偶尔也在办公室偷偷喝饮料、吃零食。张桂梅和她说起自己年少时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后来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绝的机会。
她们也会争吵,常常其中一个摔门而出,十几天不联系,直到另一个打来电话。女高建校那年,王秀丽接到一个电话,张桂梅在那头说,我都要死了,你还不来看我。“她也有她的烦恼,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着张桂梅去家访,王秀丽会帮忙拍一些镜头,家访的视频会放给学生们看。但有时候,王秀丽不愿意拍,她觉得女孩们会自卑,并不想展示出来。张桂梅固执地要拍,她说,我不这样做,她们就以为她们像公主一样。王秀丽还是举起摄像机拍了,“一个人撑了那么大一所学校,还要努力地让这些孩子出去,不要让人家看她们的笑话,至少要让她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时候她可能稍微有点暴躁,有点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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