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深处观后感

百花深处观后感

　　看完电影《百花深处》，你有哪些感想呢?大家是否清楚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百花深处观后感吧!

　　百花深处观后感【1】

　　《百花深处》，这十分钟的搬家过程，是陈凯歌导演在新旧转型的历史时期放下的一枚炸弹。由电影的现代之火，循着传统朝向百花深处的路，伴着缓急有度的镜头节奏，观众得以从独特的视听视角窥见——新旧矛盾与时代更迭带来的冲突摩擦被层层展现，并将爆点不断延续直至炸弹的内核：辅以艺术高度的思维表现以指向时代与社会的——终极人文关怀。

　　跳过繁重的双主体比较，作为微电影的《百花深处》，一开始就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各立两端，在展现客观的同时，巧妙而隐蔽地植入主观技巧，令观众先入为主，并助其升级了第一盘引爆。从实而言，导演并未给观众时间对影片的主体问题进行思考，由第一个镜头——被搬运的家具悬于其上，画面几乎全被搬家工人的身躯遮挡，极窄的景深充满都市符号与城市气息，更可怕的是工人离开镜头，更大的钢筋怪物进入，加之以仰拍的极其扭曲不常的拍摄角度，立即将现代都市文明对人的压迫立场挑明而出;再到第一句台词——“慢点慢点”，不难想象现代人在物欲文化面前的战兢慎微，传统中的稳缓思想也无法改变快节奏的、走在分秒上的人们。而搬家工人对已被许多观众所道的红帽黄衣加披一件土色外套，又竖着花指的女性化男人——被城市元素围迫的紫禁城古文明的代表——一开始所持的看不惯且不友好的态度，更将两大主体引向对立。这实为对客观现实的展现，但在不为人知的同时，观众在主观意识上的先入为主，使现代文明比强势更加势气汹汹，以致其难以察觉得成为了导演成就电影艺术效果的帮手。两大文明主体对立鲜明，立即展现了导演传达的思考角度与人文态度。

　　在看似难以调和的对立中，导演又将独具他个人的思考维度置入对立的深处，这也是作为影片有广泛影响力的原因所在：如果不同文明之间除对立而别无其他，那么文明就是狭隘的，人类作为文明的创造者就是悲哀的。在摄入遭拆毁的旧屋的镜头里，分纯粹只有单个被摄主体(旧屋)与同时还加入框式构图且有一枚醒目的有意无意飘忽在镜头边缘的大红中国结两种。如此两种镜头的交替切用使其主观性深邃不易觉，但同时令人难以忽视，以致达到导演意图潜移默化的效果——似乎无论时代如何更迭，一些本源的传统元素其实无法舍弃，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持效的生命力。而哪怕是在影片开始展现冯先生与工人的对话中所使用的一系列以仰拍对准工人、俯拍对准冯先生的表现镜头，相伴而行的却还有以上镜头运动时“巧合”入境的贺喜乔迁的红灯笼、与嘈杂音响中持续热闹着的鞭炮声——导演匠心无孔不入：原来文明的维度无可限量，无需以单向的冲突与对立将人类自身画地为牢，时代与历史早已安排——传统文明与血液相融，看似衰逝的，其实常伴心中。

　　陈凯歌导演终于还是坚持了他对于社会历史与人类文明问题的关怀与探究，通过影片的始末贯连，展现了他严肃的思考，给予观影者关于两大文明主体新型关系问题以新颖的思考立场。在搬家过程中导演关于搬运难度设置了两大“坎坷”。一是在于“百花深处”胡同所在处的高坡：搬运过程因此而坎坷跌撞，甚至损碎无迹。二是在于回程中阻断前行的沟：却也致使了铃与铛的复合。如此设置带有强烈的隐喻内涵——时代更迭、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碰撞必然引发冲突与摩擦，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损益也固然不会是历史偶然，这是简单的新旧更替的道理，是导演将看似复杂的文化矛盾问题提炼过后最终所展现的内核。而铃铛的复合，与“百花深处”以动画形式的最终展现，其实是两种文化相互理解过后的美好预言：理解之上，文化与文化才能看见彼此——否则，互相都是互相的虚无，互相都是互相的疯子。

　　通常认为，电影的一次生命首先由于镜头拍摄，二次生命有赖于剪辑，而电影艺术的完成除了以上一种单向的创作，还包括艺术的受众者的解读，就算是误读也给予原作以生命活力，是一种双向的创作过程：从产出到接受，消化加工后再输出，才算完整的艺术形成过程。对作品的解读是重要的，多维的解读是对艺术内涵的丰富，是艺术价值上限的指标。由此，陈凯歌导演同时也将对艺术鉴赏的思量角度的广度及深度带入热点问题的思考中，将对如此颇受争议的文化矛盾问题的思考上升到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的高度，脱开世俗层面的是非争议，而表达主张文化大同的情怀，使影片的主题内涵独具一格并闪耀着包容与广博的光辉。

　　百花深处观后感【2】

　　陈凯歌以独特的导演构思，赋予了作品低敛、深沉、哲理性的韵味。《黄土地》、《霸王别姬》等影片都在传统故事的层面上，向叙述性的故事镜头中加入了象征或隐喻成分，展示出特定时期历史的变革与延伸。《百花深处》同样延续了陈凯歌导演一贯的创作风格，仅用十分钟的镜头，讲述了一支搬家队和一位“疯”老人之间的戏剧故事，描绘出对老北京传统文化流逝的感伤和缅怀，而对展现这一情感的拍摄技法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一、潜在的情感表达——色彩

　　《百花深处》在色彩运用上堪称巧妙。从整体上来看，整剧偏暗黄，这种色调正好映衬了反思文化、怀念文化这一深沉严肃的主题。无论是在片始的高楼大厦，还是拆迁地的黄土，甚至是剧中人物的衣服，都少不了暗黄色。导演精巧地运用暗黄色构成了片子的色彩基调，给人一种深沉的情感倾向，也象征了城市化对于老北京传统文化的压抑和吞噬。

　　在细节上，导演的精心安排更为可圈可点。在冯先生服装色彩的运用上，导演大量使用红色，这种红色不同于搬家工人的暗红，而是明亮的鲜红。这与影片的色彩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陈凯歌导演的这一手法使我们不禁想起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作品《辛德勒的名单》中，小女孩鲜明的红色衣服同沉寂的灰色场景形成的强烈对比。红色象征生命，热情，奔放，自由。导演将红色安排在冯先生身上，不仅突出了老北京人的性格特点，还特意强调在整体环境中，冯先生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在利用色彩来描述人物的同时，导演也不忘记加入隐喻的成份。在冯先生红色的衣服上，裹着一层灰色的外衣。而灰色是城市化的代表，钢筋混凝土的颜色，这一色彩的使用，暗指了热爱自由的老北京人，被城市化的进程所压抑，老北京文化在城市化中，被一点点的掩盖。正是这些别具匠心的安排，潜移默化的牵动着观众的情感倾向，来达到辅助表达的`效果。

　　二、人物形象的调味剂——拍摄角度

　　在故事发展中，剧中人物需要根据情节来展示不同的人物形象。如强势、卑微及此类形象的过渡。这一过程不单单通过人物对白来实现，还有拍摄角度所展现的人物造型来推波助澜。

　　影片初始，先是对高楼进行仰拍，向人们展示一种封闭压抑的环境。紧接着冯先生和搬家队队长的商谈时，对冯先生的镜头采用的是俯拍，而对搬家队队长的镜头采用的是仰拍。此处通过镜头角度可以感受到，搬家队队长处于强势地位，而冯先生则处于弱势。剧情发展，在搬家队队长同意帮冯先生搬家后，镜头变成了平拍，也就是展现在车内的场景。此时的冯先生和搬家队队长处于相平等的地位，这种水平拍摄给人一种平和、冷静的视觉感受。观众看到的好似一架天平，正中间挂着的中国结相当于天平的指针，随车摇晃但保持竖直，这种隐喻也指出了剧中人物之间的关系。

　　在汽车驶入拆迁工地时，导演使用了一个巧妙的场景转换，将摄像机透过画框，用画框作为前景，画的主体部分展现汽车驶入。不仅遮挡了不必要的杂乱场景，突出了主体，也引发了观众的联想。画的位置如果展现是老北京的院子和人，一定别具风韵。

　　到达胡同以后，导演使用摇臂将摄像机缓慢升起并下摇来展现环境全貌，同时也利用这一角度使人物关系发生了转变。摄像机对冯先生的角度变为了俯拍，而对搬家队进行仰拍，突出了搬家队被“戏弄”后展现的强势，及冯先生的无助弱小。搬家队返回向冯先生讨钱时，对冯先生的镜头变为仰拍，搬家队为俯拍。一来符合双方的视觉角度，二来对人物形象有推动作用，不仅使故事叙述的视角更加真实，还展现了现代人在金钱面前的世俗丑态。影片结束展现夕阳下的剪影，寓意属于老北京人的一代已经过去，夕阳余晖下，老北京文化留给人们的将会是更多的思考和为数不多的挽留。

　　电影是反映生活的艺术，电影能带给我们的不单单是视听上的感受风暴，还应该展现我们生活中所遗失的文化记忆。陈凯歌导演的《百花深处》虽然到最后也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但我们愿意相信，夕阳过去，太阳依旧照常升起，优秀的文化不会被历史所抛弃，在城市化的今天，我们追随传统记忆的脚步始终在继续，未来镜头下的传统文化依旧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