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组织经济的功能

合同法组织经济的功能

　　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人们在实践中一般只是重视其调整交易关系的一面，而对于其组织经济的一面，却较少关注。下文将详细梳理合同法组织经济的功能及其具体机制，以促进合同法理论和合同法规则的进一步完善。以下是为大家分享的合同法组织经济的功能，供大家参考借鉴，欢迎浏览!

　　一、合同法组织经济功能的演进

　　(一)合同法的原型及新古典合同法理论的发展

　　作为现代合同法的前身，古典合同法理论侧重调整一次性的交易，以交易主体利益的对立性为预设、以合同内容的高度确定性和简单的合同执行机制为主要特征，并未充分认识到合同法在组织经济方面的功能。即认为合同所追求的是交换正义，其调整的侧重点是单个的交易关系。按照学者的研究，合同反映交易关系的观点，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后者提出了交换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的概念，并认为合同就是规范交换正义的工具。[1]中世纪后期的经院哲学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将合同定义为规范交换行为并以追求正当交换为目的手段。[2]到17世纪，以格劳秀斯、普芬道夫、波蒂埃和沃尔夫为代表的法学家，进一步发展了有关交易理论。[3]而19世纪产生的意思理论，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交易理论，其制度原型仍然是单次交易。

　　与古典的合同法理论相比，现代合同法或新古典合同法理论更注重合同法的社会性，其核心是信赖利益保护规则和允诺禁反言规则。如麦克尼尔将合同置于社会整体之中予以考察，提出合同不仅是合意的产物，而还应当将合意之外的各种“社会关系”引入合同。在其合同概念中，一方面合同源于当事人合意，但又不限于合意，而是要扩展至与交换有关的各种社会性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合同不仅关注个别交易，而且还要指向未来的长期合作。据此，合同不仅是一种市场交易，还是一种广义的社会性“交换”。此外，麦克尼尔还强调合同关系中的相互性，认为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之间存在着“相互性的参与”。[4]除了麦克尼尔外，还有很多有影响力的其他学者也看到了合同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密切关联。如日本学者我妻荣便曾指出：“仔细研究了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法律制度，懂得了其结果是归结于各种债权关系……只有以这种债权关系为中心，才能理解近代法中抽象的法律原理的具体形态。”[5]内田贵教授也在其《关系契约论》中指出合同对组织社会生活的作用，认为它是构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和谐关系的基础。[6]可见，学者逐渐认识到合同法并不只是调整单个的交易关系，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社会生活的功能。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高度重视合同法在组织经济中的功能。法学家、经济学家如科斯、哈特、威廉姆森等人直接通过研究企业组织中的合同关系来理解企业制度。[7]欧洲学者也开始强调正确认识合同法的组织经济功能。如德国学者Grundmann等人提出了“组织型合同”(organizational contracts)的概念，认为合同法的功能正从交易性向组织性发展。

　　(二)合同法组织经济功能的日益彰显

　　合同法组织经济的功能在现代社会日益凸显，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1.社会分工细化

　　现代市场条件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交易关系也因此越来越复杂和专业，而合同是连接不同交易阶段的纽带，对理顺交易关系、促进交易便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合同法通过规定合同法的一般规则和具体的合同类型，为交易双方提供满足基本交易需要的合同范式。这些合同范式考虑到不同交易类型的具体情况，考虑到不同情况下当事人不同的经济地位，规定了合同双方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实现交易的公平和安全。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交易关系也变得越发复杂和专业，当事人要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充分维护自身的权益，并促成合同的顺利缔结和履行，需要具备大量的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而合同法通过规定各类典型合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事人缺乏专业知识的不足，降低双方当事人的协商成本，也有利于保证合同公平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合同法作为社会分工的重要媒介，在组织经济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2.产业组织复杂

　　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是企业产生的原因。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与企业内部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相等之处，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可以看出，合同与企业都是组织经济的工具，选择何者取决于交易成本：如果以合同为载体的外部市场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则选择企业作为组织经济的工具;反之，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低于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则宜选择合同作为组织经济的工具。因此，合同组织经济的功能与企业组织经济的功能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实际上，在一个公司中，也存在着大量合同，内部如公司与员工、公司与股东之间、公司与高管之间的合同关系，外部如公司与供应商、经销商，甚至与众多消费者之间的合同关系。正是这些内外部关系中所包含的合同使公司有效运转。在上述背景下，企业可以说是由雇佣合同、供货合同、销售合同、专利许可合同、租赁合同等构成的“合同束”：

　　将公司当作法人的说法往往会掩盖其交易的本质。因此，我们常常说公司是“合同束”或一组默示或明示的合同，这种说法也为公司中各种组成人员的复杂角色安排提供了功能定位的捷径。通过这条路径，自愿组成公司的各类人员均能解决其自身的定位问题。这种“合同束”的说法提醒人们，公司是一项意思自治的风险事业，同时也提醒我们，必须审视个人同意参与公司所依据的条款。

　　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司组织经济功能的发挥也离不开合同。

　　3.新兴技术跃进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给人类的交往和信息获取、传播带来了方便，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互联网交易的发展也使得合同法组织经济的功能日益凸显，主要体现为：一方面，互联网交易的具体规则需要合同法予以规范，如在网络环境下，要约、承诺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消费者、网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交易平台和支付平台的法律地位等，都需要新规则予以规范;[10]另一方面，在信息时代，电子商务日益发展，出卖人可以根据订单需求组织供给，实现“零库存”，根据个性化需求组织个性化生产。

　　总之，合同法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其对交易关系的调整上，而且还体现在其对经济生活的组织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其他力量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资源配置的力量只能是市场。因此，虽然政府在市场发展、培育过程中也发挥一定作用，但市场主体的交易自由是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即市场应当在组织经济方面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而这些自主交易都是通过合同实现的。换言之，对待合同的态度反映了经济规制的政策取向，只有尊重市场参与者本身的意志，才能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合同法所调整的交换关系和经济组织功能之所以很难截然分开，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市场主体双方而言，交换的过程是一个相互为对方提供产品或服务以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过程，即交换可以促使资源向能够最有效利用它的人手中转移，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合同既组织供给，也组织需求，并有效促进供给和需求的连接。从交易实践来看，过去的交易关系更多地强调对当前经济、社会关系的规划与安排，没有考虑对未来交易的预见性。而现代交易关系越来越重视长期性合同和面向未来的信用交易，如期房买卖等针对未来之物的买卖，又如为了规避未来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而订立的长期供货合同、套期保值交易合同和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合同等。

　　二、合同法组织经济功能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合同与公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工具，但与公司法组织经济的功能相比，合同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同法是交易法

　　公司法侧重于规范经济活动主体的组织活动，如公司的设立、变更、运行等，而合同法则侧重于调整主体的交易活动。合同法虽然也调整经济活动主体的组织活动，如公司的设立、决策及内部的经营管理，但主体的交易活动是合同法调整的中心。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描述经济活动主体本身，其描述的是经济活动主体的具体行为，因此比较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法在组织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要大于公司法。如果经济活动主体的生产、销售行为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引导，则为市场经济;如果由国家计划引导则为计划经济。因此，作为规范经济活动主体具体行为的合同法，实际上担负了定义经济活动性质的重要作用。如果合同法强调当事人双方的自由意志，则是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合同法，或者合同法强调国家对合同的指导和批准，则仍是计划经济。在这个意义上，是由合同法而非公司法决定了国家经济制度的性质，也由合同法决定在组织经济过程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各自的地位和功能。

　　(二)合同法是自治法

　　公司法本身以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的结合来组织经济，体现了市场和政府干预的结合：一方面，公司法需要借助任意性规范来发挥市场功能和经营者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公司法又针对市场失灵强调政府的干预。而合同法是自治法或任意法(dispositives Recht)，合同的成立和内容基本取决于意思自治。在现代社会，自治本身就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模式，因为当事人最为了解自己的经济需求，也最有动力以尽量低的对价实现该经济需求。这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合同法以任意性规范为主，这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尊重了当事人的私法自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要求市场主体能够在交易中保持独立自主，充分表达其意志。法律应为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留下广阔的活动空间，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市场经济对法律所提出的尽可能赋予当事人行为自由的要求，在合同中表现得最为彻底。

　　正如内田贵教授所指出的，契约关系不仅仅是由私法自治原则支配的.世界。如私法中异常重要的信赖关系就是非经逐个合意，信赖对方而听凭对方处理，因此，有必要用协作关系来把握契约关系。[11]当然，协作关系不等于强制和外部干涉。现代法大量出现了任意法对强制法(zwingendes R?ht)的替代，就是契约精神和合同自由原则的体现。[12]因此，合同法主要通过任意性规范而不是强行性规范来调整交易关系。例如，合同法虽然规定了各种有名合同，但并不要求当事人必须按法律关于有名合同的规定确定合同的内容，允许当事人双方协商以确定合同条款。只要当事人协商的条款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法律即承认其效力。法律尽管规定了有名合同，但并不禁止当事人创设新的合同形式。合同法的绝大多数规范都允许当事人通过协商加以改变。“在法经济学家看来，合同创设了一个私人支配的领域，而合同法正是通过强制履行承诺来帮助人们实现私人目标。如果把具体的合同比作是一部法律，那么对于这些自愿形成的私人关系，合同法就像一部统辖所有这些具体法律的宪法。”[13]从这个意义上说，合同法可称为任意法。合同法的任意法性质和自治法特征，保证了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基本的经济规律表明，自由的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必然遵循市场规律而行动，这便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三)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宽

　　公司法组织经济的功能在于约束公司组织的成员及组织的内外部关系，适用范围较为特定，而合同法则调整所有的市场主体，其调整对象范围更广，其在组织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也强于公司法。经济活动是由无数交易所组成的，这些交易连接所有的经济活动主体，涵盖了涉及物、服务以及各种混合交易等所有经济活动类型，包括了从原料生产到最终消费的所有经济活动环节。而所有这些交易原则上都是通过合同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合同就是经济活动本身的具体化。而合同的安全性、可预期性直接决定了经济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社会财富能否顺利增加。

　　(四)合同法事关交易秩序的维持

　　公司法主要调整公司本身的运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调整公司的对外交易关系，如规范公司的对外担保问题，但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行，并不直接维护交易秩序。而合同法则具有维护交易秩序的功能，这也是合同法组织经济功能的体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几乎从来不是单独出现的，某一合同之所以有成立的可能是由于其过去曾有上百个合同，即所谓上游合同。任何两个人都可以成立买卖铅笔的合同，但两个人单靠他们自己是不能生产一支铅笔的”。[14]由于各种合同关系形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的交易锁链，因此，过多或不适当地宣告合同无效或解除，必然会造成许多交易的锁链中断，对其他一系列合同的履行造成障碍，给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是合同法强调“契约严守(pactasunt survanda)”，视合同为当事人间法律(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的原因。进一步讲，合同法不仅保护契约严守，还可以通过规范制度降低协商成本，尽量保证当事人双方的公平，从根本上减少合同纠纷的产生，提高交易的效率。

　　(五)合同法促进重复合作

　　合同法则具有维护当事人之间合作关系，促使当事人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的作用。合同法注重保障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这也是合同法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体现。“允诺源于信用”，[15]遵守允诺才能维护信用经济和市场秩序。合同法是构建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它通过规范和支持成千上万的协议，从而构建了市场体制的基础。[16]Grundmann等学者指出，“公司法和合同法模型可能会在完成合同所需的交易和监管成本上存在差异。在公司法模型中，代理的利益必须通过监管等成本的支出来获得平衡，以避免出现道德风险。而在合同网络中，因为没有代理环节，所以交易成本较高而监管成本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