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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成功教育与传统教育

浅谈成功教育与传统教育



浅谈成功教育与传统教育

  我相信盲人女作家海伦凯勒的话:假如一个人有了高飞的冲动,又怎会甘于在地上爬呢?

  ——作者手记

  当上级领导问起闸北八中的师生情况时,他们奇怪地发现,刘京海总是说老师有哪些长处,学生有哪些优点,似乎比重点中学的校长还要自信。可他们心里都明白,有“垃圾学校”和“差生集中营”之称的闸北八中,情况绝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刘京海是怎么想的呢?

  刘京海幽默地说: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而我是负责人呀,我不就成了坏头头吗?当然,每个学校里的师生都是有缺点的,关键是你怎么看,情人眼里出西施嘛。成功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区别就在于:传统教育认为你有缺点所以应该被雕琢,而与此相反,成功教育认为你有优点所以你能成功。领导的关键是发挥优点,发展优点,扬长避短,取长补短。”

  在刘京海的影响下,闸北八中流行着两组“三个相信”:首先,校领导对教师“三个相信”,即相信每一个教师都有成功的愿望,都有成功的潜能,都有可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功;其次,教师们对学生“三个相信”,即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有成功的愿望,都有成功的潜能,都有可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功。

  成功教育唤醒了师生心中沉睡的巨人,尤其解放了“差生”,使他们被压抑多年的能量释放出来,像火山爆发一样蔚然壮观。

  自1987年开始至1994年,成功教育分两个阶段进行,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虽然,闸北八中的学生来源依旧是全区最差的,留级生比例高达40%。但是,经过八年的成功教育,在全上海市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的升学考试中,他们的合格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六门学科总分都达到了全市中等水平,1995年的毕业生质量则取得了更大突破,合格率100%,升学率100%,优良率98 3%,达到重点高中分数线的占毕业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六门学科总分从全区学校的倒数几位升到了中上等。

  与此同时,闸北八中四次被评为区文明单位,多次被评为区、市科研先进集体,四次获上海市体育达标先进单位,连续三次获上海市初中教育先进单位。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在区、市、全国各类竞赛中的获奖者。

  稍微懂一点儿教育的人都会明白,闸北八中的巨变是何等的艰难。正如冰心所说的:人们只看到了成功花儿的明艳,却看不到奋斗者的心血如雨。

  闸北区教育局极为重视成功教育的实验与推进,提出局领导要偏爱差校,学校领导和教师要偏爱差生。一位区长甚至动情地说:

  “差生是我们的子弟兵!”

  “差生是我们的子弟兵”,这句话最早是童永歙区长说出来的。主管教育的区长郭天成,曾当过区教育局局长,长期领导成功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据《天生我才》一书介绍,在一次校长会上,他对这句名言作了较充分的解释。他说:

  我今天讲话的题目是:“差生是我的子弟兵”。也许有人会感到纳闷,如果差生是子弟兵,那么其他学生呢?难道不是子弟兵?我不想多解释,至少差生应该是子弟兵的一部分吧。

  我当过校长,一天我有了一个灵感:我的工作几乎90%都围绕着差生,如果说我的工作不错,无非就是多做了些“差生工作”。我甚至想,要当好一名校长,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做好“差生工作”。我听过一些校长的工作汇报,他们几乎都谈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集中力量抓那些希望升学的学生,以提高升学率。我终于忍不住了,我问:你们为什么不管那些没有升学希望的“差生”?我说,我是区长,我告诉你们:差生是我的子弟兵!

  由于教育体制等问题,有相当多的学生不能进一步深造,他们绝大多数要留在本区,成为本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力量。我是区长,他们就是我的子弟兵,我要靠他们把我区的各项工作搞上去。他们是我区的永久居民,就是赶也赶不走!他们的素质如何,怎能不使我担心呢?如果放弃对他们的教育,怎么能让我高枕无忧?我跟这些差生是十指连心,休戚相关的。我现在还是要说:差生是我的'子弟兵,拜托各位校长好好引导他们!

  为了彻底改变闸北八中的面貌,为成功教育树立一个榜样,1994年初,当时的区教育局局长、后任分管教育的副区长周金彩决定任命刘京海为闸北八中校长。

  那一夜,刘京海失眠了。

  他的妻子施月芳向我描述过那个难忘的夜晚,而这与许多报道的情况大相径庭。在一些关于闸北八中的报道中,刘京海担任校长似乎是主动请缨,似乎是跃跃欲试。实际上,他内心十分矛盾,并不那么情愿。

  施月芳说:

  “京海的确非常热爱他的事业,愿意一辈子研究成功教育。可是,在闸北八中当校长太难了!不是难在教育,而是难在八中底子太薄,一无资金,二无资源,生源又总是那么差。你让老师拼命干,却没有钱给老师发奖金,怎么让他们安心工作?怎么能留住人才?

  “本来,京海在区里当着教育科学研究室的主任,可进可退,游刃有余,既可以专心于研究事业,又不必操心于经济难题。可当了校长,就等于跳进了坑里,一切都得承担起来。可是,你有这个力量吗?你做好牺牲的准备了吗?

  “那一夜,京海辗转反侧,长吁短叹,竟然流下了眼泪。是啊,组织上重视他,培养他。可把他送上前线的时候,谁能保证供应足够的粮草呢?一旦失败,又有谁能给予理解?”

  从事过30年教育工作的我,完全能理解刘京海的所忧所虑。对于穷国办大教育,国家即使非常重视,也无力支付所需的全部教育经费。因此,每一位校长和教师毫无选择地就成了国家责任与困难的分担者,而极不合理的是,越是条件差的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就越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困难。

  毕竟是共产党员,尽管有种种想法,但刘京海第二天还是从容地走进了闸北八中。

  在第一次教职工大会上,刘京海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

  “我今年44岁,来闸北八中做成功教育实验已经8年了。从今天当校长,到退休还有16年,两个‘八年抗战’,我愿意把它献给成功教育!”

  上任之时在春节前,刘京海几乎访遍了每位教师的家。

  在区教育科学研究室的欢送会上,他说完了话,刚刚落座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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