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与世界论文

当代中国与世界论文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论文吧，论文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代中国与世界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代中国与世界论文

　　一、现代的世界大国关系

　　当我们说到世界大国时，美国、日本、欧盟、俄罗斯等发达国家首当其冲，但我们同时也不会忽略中国、印度等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当前世界格局千变万化，因为一方面，美国力图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另一方面，多个新兴大国发展迅速。这两种进程相互交错发展，使现行国际体系处于一种不确定和不稳定的状态，各种力量在互动中不断寻求平衡。这就导致各国之间相互牵制，互利共生，这些联系的加强使我们面临很多的机遇，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现代大国关系的特点是：

　　1、“总体稳定”保持：大国关系基本保持稳定，更富弹性，主要大国间直接对抗的可能性较小。大国关系的战略矛盾不会因为相互间有合作而消失，也不会因相互间的斗争改变彼此合作的基本态势，但合作中竞争的一面在加剧，借重中牵制的一面在发展。美全球战略调整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成为引领大国关系新一轮互动的关键，中美间又合作又相互制约的态势成为影响大国关系全局的一条主线。

　　2、“逐利竞争”激烈：各大国更加重视经济外交，特别是围绕着战略资源、能源产地、能源通道的竞争加剧，因竞争引发的矛盾与摩擦增多。油气资源事关各国核心利益，油气供给大国越来越趋向于以资源为工具，施以政治影响，构建于己有利的大国关系。美国攻打伊拉克、俄乌天然气之争等都揭示出政治外交后面的经济因素日益复杂，各国对能源、资源的竞争将会持续作用于西西、南北关系的发展、演变。

　　3、“因时谋势”多变。各国的战略重点和关切并不相同，根据不同的利益需求组成不同的集团，中美印、中美日、美欧俄、中美俄等多组战略三角关系复杂互动，一美欧关系走出伊战阴影，重趋协调与合作。同时，中美在合作中摩擦增多；中俄相互战略需求增强；中欧关系稳步发展，但也面临新问题。

　　4、“新老互动”明显。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影响扩大，越来越成为影响大国关系和世界力量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上升，牵动国家关系新变化，主要大国对中国的战略或策略借重增加。

　　5、“区域合作”活跃。美日俄欧对亚洲区域合作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及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作用备受重视。中、日、印、韩、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围绕中国崛起而加速调整。东亚合作进程中虽然复杂因素不少，但也出现了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6、“多边协调”日强。热点问题继续牵动大国关系，各主要大国更加注重外交和软实力的作用，协调与合作不断增加，手法也更趋灵活务实。

　　总的看，当前大国关系呈良性互动，如能保持这一态势，热点问题的处理就不会失控，大国会更加冷静地应对相互间的矛盾和分歧，不致激化。大国关系可望继续向着重视相互协调与合作的方向互动和发展。由此创造的稳定的外部环境无疑是利于我国综合实力的发展的，复杂的大国关系也会使各国联系加强，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为我国在世界树立形象创造了很多机会。

　　二、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大国关系正经历新一轮的调整和分化组合，各主要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中国在大国关系分化组合中机遇与挑战同在，有利因素和挑战同时在增加。大国协调与合作不断增加，为中国发展同各大国的关系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安全和世界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大国间的共同利益增多，日益重视合作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协调与合作增加。从发展趋势看，大国关系将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大国在一些涉及人类共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上将加强合作与协调。这种趋势与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不谋而合，为中国稳定和拓展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围。发展中大国纷纷崛起，使中国在大国外交中有更多的回旋空间。近年来，“金砖四国”、“展望五国”等发展中国家力量不断壮大，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地区多极化进程，有助于多边主义的发展。同时，这些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中与中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容易沟通与协调。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在不断改善和加深，这不仅为中国发展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增加了回旋余地，也对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和谐世界的建设有重要意义。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影响力增强，各大国纷纷从战略层面谋划对华关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不断提升，各大国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主要战略取向，均期望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获益。中国在大国中实力对比的上升使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影响力相应上升。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不仅提高自己在大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已成为主要大国借重的对象。

　　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开展大国外交虽有一定优势，但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首先，中国的利益拓展已触及其他大国的利益，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势变化加剧了其他大国对中国发展的矛盾心态和战略疑虑。尤其经济危机过后，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希望中国扮演“负责人的领导角色”承担更大的所谓维护国际体系的责任。导致其他国家不满、疑虑和担忧。其次中国和主要大国之间互动模式调整导致互相不适应矛盾。也引来了许多关于中国不实的批评。再次，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身份定位和利益格局调整使得双方对“核心利益”的认知差距变大，政策协调难度增加。

　　三、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首先要继续坚持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同舟共济的精神指导下全面发展与各主要大国的关系。其次明确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多层次战略定位，加快形成中美关系与其他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及相互支撑的战略布局。第三加强新兴大国多边合作机制的运筹，积极构筑中国的大国关系的战略支撑。

　　综上所述，目前的大国关系稳定与复杂多变共存，大国关系的急速互动与调整呈现出较强的相互协调，在保持良性竞争的同时表现出更多的稳步合作，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与战略主动权有所增加，面临更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了不少挑战。从古至今，想要有较好的发展，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是必须面临的问题，是提高综合国力和世界地位的基础。所以，我们要把握现在的机遇，实现中国的复兴。

　　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传播事业与发展历程研究

　　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外交事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现当代文学在日、法、俄、英、美等国的传播发展。但同样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文学的国际传播容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针对不同因素进行分析，找寻合适的传播发展途径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探究五个国家传播发展情况，并提出相关发展建议。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研究

　　上世纪初，日本经济发展飞速，日本国内“民众”思想抬头，“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如火如荼，报刊出版业发展迅猛。日本乃至于世界的思想变革和社会运动积极推动了文学思潮的传播，这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提供了良好保障。

　　1919年到1949年间，有178家日本报刊参与译介中国现代文学，有104家日本出版社参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在这期间，94位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共计472次被翻译成日语在日本进行传播。

　　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大概每十年内就会有一套中国现当代文学全集或选集在日本面世。但90年代至今的20余年里，日本再也没有出版过大规模有分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全集或选集。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文学作品多样化，难以甄别哪位作家的作品有更大的影响力；二是受日本经济的影响，出版社资金短缺，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去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外国文学翻译丛书的出版。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的传播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兰西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鲁迅作品《狂人日记》的法文译本出版。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开始主动对外开放，获取世界意识。法国汉学则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

　　中国文学对法传播在这一时期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在传播译介中占据主要地位。法国是西方国家中引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其中也夹杂了许多政治因素。由于法国左派政治势力的支持，鲁迅的`作品被大量翻译，它的出发点不是文学角度而是政治宣传角度。在相关学术期刊上，对于中国文学的评价也仅限于外部评价没有涉及到文学本身，中国文学在当时法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处于一个没有被真正重视的状态。

　　成立于1986年的毕基埃出版社成社至今已经翻译百余部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投资该出版社，这也是中国掌握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主动权”的举措之一。

　　现阶段中国文学在法国传播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一、体系不完整，翻译较为零散；二、传播不够广，学界民间对中国文学不够重视；三、作品价值未得到正确评价，现阶段评价依旧是以非文学价值评判占据主要地位。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研究

　　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至我国明清时期。改革开放后我国文学创作的迅猛发展立即引起苏联汉学家们的注意。从70年代末起苏联报刊就陆续译载反映我国改革之后社会巨变的作品， 到80年代中期已形成浪潮。“中国当代文学热”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

　　1992到2001年间中国文学作品在俄罗斯进入“瓶颈期”。但从2002年起俄罗斯经济开始复苏，中国深入启动全面“走出去”的战略积极推动中国文学文化作品传播。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版的中国新时期文学选集共收录了152篇作品。

　　如今中国作家队伍越来越大，但有些重要作家还没走进俄罗斯。究其原因与其作品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中国当代文学通往俄罗斯的道路有限。其中，翻译人才缺失、两国之间文化差异、传播渠道的有限性等均造成了中国新生的文学力量输入俄罗斯困难。

　　四、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美国家的传播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现当代文学在英美的传播发展情况有了显著的成效。同时，通过一些刊物、丛书以及一大批翻译家、汉学家的不懈努力，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的接受程度逐渐提高。

　　然而，相比于同时期大量国外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引进到中国的盛况，“送去主义”远远比不上“拿来主义”。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面对欧美的逆差甚至达100：1以上。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译介不具备系统性，整体性。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灿若晨星，然而，很多翻译家及汉学家仅依据个人喜好选题，这使得外国读者无法全面接触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其次，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加之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得翻译作品不能完整表达其所包含的内容。最后，大部分中国新生代作家及其作品尚未在国际上形成影响力，造成其知名度欠缺。这些因素使得文学作品对外传播困难重重。

　　结语

　　我国正处于一个文化高速发展时期，但文学对外传播速度却没有适应文化发展节奏。从传播到接受的过程中，需要将起点与终点间每一个环节仔细斟酌，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会导致翻译作品比原作品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导致传播失败。现当代文学国际传播是一个较为复杂但极具潜力的事业，相信经过反思与努力后，会有更多优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刘柠:出版史的良心记录[J].纵横周刊.2008

　　[2]陈伟:《中央公论》与《文艺春秋》比较[J].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1.26

　　[3]鲁迅: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中国经济学的世界贡献

　　突破经济学一价定律，促进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转型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一转型无先例可循、无理论可依。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和方案，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早在1980年，就有经济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计划经济的一大弊端是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盲目放开价格会导致经济的混乱和恶性通货膨胀，因而应实行价格改革的双轨制方案，国家对供应严重短缺的部门继续管控价格，对供求关系相对宽松的部门放开价格。10年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采取所谓“休克疗法”，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生产大幅度下降，从反面印证了中国经济学者观点的正确性。1984年9月召开的莫干山会议，把价格双轨制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莫干山会议是当时青年经济学者的群英会，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是产生了新的价格双轨制方案，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按产品划分的双轨制不同，价格双轨制是一物二价，一件产品既有计划价又有市场价，计划价适用于计划内的产量，市场价适用于超计划的产量，优点是能够鼓励企业进行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采纳了价格双轨制的建议。

　　价格双轨制是对经济学一价定律的重大突破。以1994年汇率双轨制的并轨为结束标志，价格双轨制实行了10年，为中国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其他经济体制转型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创新组织理论，有效解释了国有企业改制成功的原因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国有企业改制被提上议事日程。与价格改革必须在全国范围统一推行不同，国有企业改制可以通过地方试验逐步完成。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广东和山东一些地方率先开始国企改制。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缜密的调研，国务院出台“抓大放小”政策，国企改制全面铺开。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花大力气解决了几千万国企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社保问题，保证了改制的顺利进行。经济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国企改制取得了世界范围内少有的成就，原因在于采取了渐进和地方试验的方式。那么，为什么中国采用渐进和地方试验的方式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为什么同样进行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选择的策略和路径却差异巨大？这是世界经济学界都很关注的问题。为解释这一问题，中国经济学者对M型和U型组织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M型组织和U型组织理论。用通俗的语言来讲，M型组织就是以“块块”为主的组织，类似公司里的事业部；U型组织就是以“条条”为主的组织，类似公司里的职能部门。前者更注重“块块”功能的完整性，容易进行小规模的试验；后者更注重垂直管理，任何改革都涉及整个体系的调整。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也非常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因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较强的M型组织特征，适合采取地方试验的改革方式；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则非常僵化，具有很强的U型组织特征，不适合采用地方试验的方式进行改革，而且改革成本更高。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原因，而且解决了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命题，同时也为组织理论创新作出了贡献。

　　中央统一领导+分税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我国是采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大国，如何在单一制下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一直是党和政府面临的执政難题之一。1978年之后，我国开始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制度，降低了企业的税负成本，同时也显著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上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财政包干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税收纪律松弛，中央财力大幅度下降。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扭转了这个局面，同时也把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制度化。在单一制国家实行高度的财政分权，这是我国的一大创举。这个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同时也刺激了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中央统一领导则为地方官员引领方向，能够降低地方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国经济学者还发现，中国财政分权的成功归因于坚持中央统一领导。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许多国家都尝试过用财政分权调动地方积极性，但最终结果大都不尽如人意，原因就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执政党和中央政府。

　　创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找到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正确路径

　　我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助推中国经济体量在短时间内跃居世界第二。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创造连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奇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学者提出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已经存在200年，但以前只是一个贸易理论。中国学者把这个理论扩展到解释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提出一个国家应该利用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我国而言，劳动力在很长时间里是最丰富的生产要素，因而，发挥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一理论和政策建议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同。

　　当然，强调比较优势战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非否定计划经济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国际发展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并没有在所有国家取得成功，那些成功经济体的共性是，它们在采取这个模式之前就已经拥有了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工业基础。这恰恰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完成的任务。将我国和同时期的印度进行比较很容易发现，我国的优势在于基础教育的普及、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工业基础的建立。在工业方面，尽管计划经济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衡，但快速的资本积累也大大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