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及其对教育研究的启示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实践理性、教育学知识、教育研究
论文摘要:教育学知识作为一种扎根于实践土壤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本真属性——实践理性。结合实践理性的特点,教育学的实践理性具体表现为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理想性、创造性等方面。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从逻辑和本真意义上为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提供佐证,这意味着教育学知识应回应日常教育实践,意味着教育研究应走进实践、批判实践、引导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应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态度。
教育学知识作为一种扎根于实践土壤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本真属性——实践理性。本文的教育学知识是指作为知识存在的教育学,也就是所有通过教育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或者说是所有构成教育之学的知识。
一、实践理性的特点
1.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理性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征。人类关于认识世界的观点就是理论理性,人类关于改造世界的观点就是实践理性。在两种形式中,实践理性是作为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与解答,它高于仅以合对象、合规律为根本标准,也高于仅以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为主要目的的理论理性,是主体观念掌握外在世界和观念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最高形式。康德最早认识到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他认为,理论理性是机械的、必然的、因果的世界,实践理性是目的论的、自由的世界[1]。实践理性优先的基础在于:不是在理论理性那里,而是在实践理性那里才能达到对自由概念的确立;与此同时,在理论理性批判里不认为是矛盾但又没有得到确认的东西,在实践理性批判里却又被确认下来。
列宁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实践理性之所以高于理论理性,在于理论理性是求真,而实践理性不仅求真,还在此基础上求善,在理论理性提供的“是什么”和“怎么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应如何”、“怎么做”的问题,实践理性以合目的为根本标准,期望创造应当存在的东西。
2.实践理性的特点
第一,现实性。实践理性直面人的生活实践,是立足社会现实的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源于人的生活实践,是人的生活实践的理性形式。真正的实践理性应是直面现实的。
第二,价值性。价值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对人与世界关系“应当如何”的反应,是“求善”的智慧。表现在:一是选择和确定实践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二是对实践活动能否实现预期目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目标的价值判断;三是人们对实践活动是否适合社会行为规范等所做的社会价值判断。
第三,目的性。实践理性是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和实现自己目的的理性。目的性是实践的本质特点,也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建立在主体需要的基础上的。
第四,情境性。实践理性是特定情境中的选择。由于实践情境带有多种难以预料的可能性,需要主体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理性基础上的灵活的实践之知,情境性也决定了实践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存在,从无限可能性中予以选择就需要实践智慧。
第五,创造性。实践理性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意识,且在这种批判否定和超越中实现对现实可能性的不断建构,实现有目的有计划地改变现实客体和创造新客体的过程。实践理性所选择和确立的客体发展的可能性趋向是一种对外部客体未来发展的“理想状态”的观念预设,是对理想客体的观念创造,特别是在对客体发展多种可能性的选择过程中也体现了高度创造性。
第六,理想性。实践理性意味着对当下人与世界关系现状的不满足,是一种含有超越现有人与世界关系状态,改造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欲求。实践理性的确立和建构,意味着主体按照自己的需求、意志、能力和客观条件来确立人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的实践目标,这一目标是对外界客体未来发展的理想状态的观念预设,是一种对主体所追求的未来实践活动结果——理想客体的观念创造。
二、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
教育学是植根于人类的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而且指向实践的实践之知。赫尔巴特最早强调实践对于教育学的基础性和优先性,杜威也曾主张“教育实践不能忽略,教育科学的最终的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中,在实际的教育生活中”[3]。
结合实践理性的特点,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具体表现在:
1.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
教育学知识是直面教育现实的知识,它不是一种建立在理论哲学基础上的思辨性知识,而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直面教育现实的实践之知。
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意味着:首先,教育学知识是指向现实中的人的,是一种教育理想。如果它远离具体本原的教育世界与真正的教育实践中的人,就不能在具体的实践生活中促进和完善实践之知。
其次,教育的本质在实践。教育学知识的深层底蕴是实践的品性,教育学因思想实践而成为一种实践,思想也是生活,因为它也是与事物应对的'一种方式——去思考事物。教育活动正是在本真的教育之思的不断追问、找寻、看护、批判、导引下不断地返回根本的地基中获得实践的品格,成就教育活动之为教育活动的。正如雅思贝尔斯所言,“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4],而本质的获得就在于教育学作为一种实践之学的对教育实践的不断追问,甚至它“并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行动”[5]。教育学知识是一种守护教育存在,是一种自身即是目的的生命实践。
2.教育学知识的理想性
教育学知识既具有丰富的现实性,又具有鲜明的理想性,教育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学者的理想。它始终充满主体的人对教育过程中的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理论预设,即教育理想。在实践的过程中,教育理想像光,指引着教育主体守住教育本真,引领人成为人,获得生命成长的路途。
3.教育学知识的价值性
价值性是实践理性的重要特点,而充满实践理性的教育学知识也蕴涵着彻底的价值色彩。教育学作为成人之学,一直贯穿着“成如何之人”及“如何成人”的主题,这显然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成如何之人”直接决定“如何成人”,目的决定手段。通过教育,实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与理智、思维与感知、身体与心灵的统一。教育作为生命展开的一种方式,在于引导人的解放,这也是教育最重要的一条价值选择。
4.教育学知识的创造性
任何一种知识都隐含着或多或少的创造性,可教育学知识作为建基于实践的知识,其创造性具有独特的表现。主要表现为,作为体现实践智慧的教育学知识是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实践情境的反思和认知,充满着不确定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任何一种教育学知识都是知识主体基于对教育实践的体验、理解和反思的结果,都体现着充满个体色彩的创造性。无论是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卢梭还是后来的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及今天的教育学者,体现他们教育学知识的教育学作品皆是建立在他们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或对实践的长期的学术反思基础上的,尤其是前者,更是无可辩驳地体现了知识主体的创造性。
5.教育学知识的目的性
实践理性作为“实践”的理性,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实践作为人特有的类本质活动在于其鲜明的目的性。“自身即是目的”是实践的本体特点。教育学知识作为直面教育实践的知识是充满以人为目的的目的之知,没有目的的活动不足以构成人的实践活动,而教育实践作为人的生命展开的一种存在的形式,始终贯穿着引导人的生命成长的目的。
6.教育学知识的情境性
教育活动是在特定情境中展开的活动,教育学知识具有情境性的特点。任何教育实践本身都与特定的时空场景关系密切,教育学知识是教育活动主体在特定教育时空中的知识。教育实践的时空性决定了教育活动的节奏、展开的形式和操作模式以及实践主体活动的方法和策略等等。教育情境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可以完全预测的教育情境,实践主体活动的情境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完全相同的教育情境。教育活动的情境性也为教育活动创造性和教育实践主体的实践智慧提出了要求。教育实践的情境性既体现了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也决定了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
三、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从逻辑和本真意义上为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提供了佐证。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意味着教育学知识应该回归日常教育实践,意味着教育研究应走进实践、批判实践、引导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应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态度。
从认识层面,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特质表明,教育学知识与客观的科学知识完全不同,不能盲目用“科学”的标准衡量教育学知识。有人认为,“知识是人在实践中对世界的某一事物的相对稳定的理解和领悟”[6]。由于人类实践类型的多样性和理解类型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知识类型的多样性。教育实践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重属性的结构,有事实层面的东西,但更多的是价值层面的意义,而“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价值的事业”[7],所以不顾教育学知识的本真和特质,盲目追求科学性而一味地去说着“科学的话”,对教育学而言无异于寻求镜中花和水中月。“人文知识试图像科学那样成为自律自治的知识从来都是一种幻想。人文知识与其说是事实的知识(knowledgeoffact),还不如说是命运的知识(knowledgeoffate),就是说,人文知识不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生
存智慧”[8]。所以,“我们或许应该跳出科学主义的视界下的教育学科学化的进程,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see)教育和教育学,将教育学理论降解到日常实际进行的教师与学生的教与学的活动的观察与分析之中,呈现教学活动的真实过程,并将教学过程的意义建构活动与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分析联系起来,增强教育学研究的实践性”[9]。
从教育学知识研究的角度看,在教育学知识问题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教育学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教育学研究者面对的研究对象有两个: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前者属于纯粹思辨的过程,而后者就不仅仅是思辨的结果,一定还要加上研究主体的体验,即使前者真正地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也离不开教育实践的间接地确证和检验。“教育研究并不是作为主体的我对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纯客观性的研究,任何真正的教育的研究都是或者理应是我所体验的教育生活的研究,所以任何真正的教育研究都是或应是个体性的,是我在性的”[10]。教育学知识应是知识主体在教育实践中通过体验、反思和理性认识的结果,是知识主体和作为知识发源地的教育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主观臆测、闭门造车的结果。
回归日常教育实践并不意味着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分工的完全消失,而是强调教育学知识作为具有丰富实践之知的知识,理论主体应该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的视角,实践主体则应该具有反思的理论素养,二者互相渗透,共同构成教育学知识创造主体的家族,在教育学知识面前共同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实际上,“在中国目前教育学研究领域,理论视角上的最大变化就在于一些研究者放弃了建构宏大理论的企图,从教育学科学化(学科化)的路途中停止下来,开始关注学校日常进行的教以及学的实践活动,让被研究者的声音和话语凸现出来”[10]。唯此,教育学知识才不会成为理论主体的自说自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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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火河内一南,等.教育学的理论问题[m].曲程,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22.
[4]杜威教育论著选[m].赵祥麟,王承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81:27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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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少杰.理解的追寻——实践理解论引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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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汀阳.心事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82~195.
[10]谭斌.从追求宏大理论到走进学校日常生活——对教育学科学化进程的一种系谱学描述[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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