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历史论文

孔子历史论文（通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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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历史论文 篇1

　　[摘要]

　　孔子的人论是儒家人论的根基。孔子提出：“仁者，人也。”确定了儒家人论与其所开创的“仁”学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尝试从“仁”得以产生的两大基石、“仁”的人性内涵、孔子的做人之道及成人之教等方面论述孔子人论的主要内容，并归纳出其人论的重要历史意义。

　　[关键词]

　　仁；社会性总体人；做人之道；成人之路

　　近些年，由于郭店楚简的出土，对“思孟学派”的研究成为学界的“显学”，孔子的人论也成为学界重新解读的重心。本文欲对孔子的人论一抒浅见，以求能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孔子“仁”学的两大基石

　　探讨孔子的人论，其所创立的“仁”学即是我们的理解起点，因孔子的思想学说、人生旨趣、价值追求正是通过他所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生发开来，从而也开启了后世儒学的致思思路。每个伟大思想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机缘。“仁”学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可以概述为两点：

　　(一)从神本走向人本——社会性总体人的发现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空前并影响深远的大变革时代，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人的历史》一书中将之称为“轴心时代。从中国文明史的视角来看，是处于“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的时代之后出现的第一次人的觉醒，确切地说是中国文明史上“总体人”觉醒的时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人”作为“类”概念的“个体”与“总体”的双重本质。虽然人的双重本质在任何地域、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同样存在。但是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来说。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即人对人的双重本质的认识历程、表现型态又是各不相同的。在中国文明史上，首先被理解和认识到的是人的总体性，孔子发现并揭示了社会性总体人或人的社会性类本质，虽然孔子也很重视个体人的存在，但在他的心目中，所谓“个体人”只不过是人的总体性、类本质的现实的实现形式而已。

　　首先来看孔子在中国文明史上从神本向人本转变并完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殷商到西周，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变是逐步推进的。殷人尚鬼，率民以事鬼神，那是神本时代，其天命观属于绝对化的宗教性神本天命观。到了春秋时代，宗教神本的天命观进一步发生了根本性动摇。此时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先进的政治家如子产等人，提出“疑天重人”的思想。孔子继承、发展了西周以来疑天、知天、人定天命的新思潮，把从殷商到西周日益动摇的宗教性神本天命观改变为自然性人本天命(天道)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嘲《礼记，哀公问》也记载：“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此两处之“天”和“天道”都是指超乎人力的自然之天。在《论语》中还有几处谈到“天”，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多数则可以理解为自然和必然。

　　既然“天”、“天命”是自然和必然，那么人就可以认识它，效法它，故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不怨天，不忧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看来，孔子是通过学习日常生活中的人事来“知天命”的，即由“器”达至“道”。与此相似的是历代相传人上知天命的最有效办法——占卜。但就占卜行为的演变来看，也同样刻划出了从宗教性神本天命观向自然性人本天命观转化的历史轨迹。殷人笃信龟卜，而周人多用占筮。同样是求知天命。从龟卜到占筮，则表现出人的因素不断增长。到了孔子。甚至把求知天命的占卜变成了理论思维的手段方法。1973年马王堆出土帛书《要》载孔子对子贡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据此，在中国思想史上，我们可以说孔子历史性地完成了从宗教性神本天命观向自然性人本天命观的转变。此理论转变即是孔子人格审美理论的第一块理论基石。

　　(二)“克己复礼”与“有教无类”——对传统宗法及礼教的继承与超越

　　第二块理论基石就是孔子从理论上和行动上，对中国古代宗法思想所进行的转换。西周实行的宗法制度是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制度。在西周宗法制下，“君统”与“宗统”合一，其政治统治主要通过“尊祖”、“敬宗”来实现。到了春秋时代。由于铁器、牛耕的广泛应用，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们积极地开垦荒地。家庭经济的发展，使个体家庭开始从宗族组织中独立出来。在“疑天”思潮的推动下，“祖”的神性被怀疑，宗族意识逐渐淡化，而人们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念之情却日益凸现出来。如此，个体家庭不仅发展成为社会细胞、经济单位，而且也成了人们情感凝聚的中心。全社会的血缘亲情不断强化，而宗族组织无可挽回地走向瓦解。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孔子高唱“克己复礼”。但孔子是根本否定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的。故这里的“礼”是指西周的礼乐制度，而不是指西周的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君君臣臣”是超越血缘的纯粹政治关系，“父父子子”则是个体家庭的亲情关系。孔子勾画出的是以个体家庭为基础、以政治关系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可以说它是后来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理论先导，而“尊祖”、“敬宗”则是敬奉祖宗彝训、团结宗子宗亲、强化宗族规范的血缘宗法统治，是西周的社会形态。二者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发展史上，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孔子不是作为西周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的维护者，而是站在历史潮头，超越血缘宗法，为未来封建宗法制度提出政治总纲和伦理总纲的第一人。

　　孔子不仅在理论上否定了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而且在行动上也对它进行了根本性的破坏。这就是他打破了奴隶主或大领主贵族对教育权的垄断，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实行“有教无类”类，族类，指血统贵贱，为一个超越血统贵贱、全凭个人才艺、具有独立人格的精英阶层——士的崛起开辟了道路。打破贵族对教育权的垄断。实际上就是打破了贵族对参政权的垄断。“学而优则仕”，为平民出身的才智之士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荀子·大略》：“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氏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贡、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平民青年受教育后，具备了经国理政之才，也被人们称为“士”，标志着他们社会地位的变化。但这里的“士”。不同于在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中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觉意识、思想智能受血缘宗法的禁锢和压抑的“士”，此“士”是教育垄断被打破后兴起的社会精英，他们已经冲破了血缘宗法的牢笼，具有自觉意识，独立人格。这类新兴的“士”的崛起，在中国社会文化史上，不仅宣告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而且标志着这个时代在人的内涵上的历史性拓展。没有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就不可能有孔子人论所代表的社会性总体人的觉醒。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指出：“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废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寿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琼绝千古。”这就是前文论及的“两大基石”，也就是孔子的人格审美理论赖以立足的两大根基。

　　二、“仁者。人也”——对孔子人论之把握

　　孔子的人论。立论于其开创之“仁”学，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开社会性总体人意识觉醒的篇章，下面从三方面加以概括。

　　(一)“仁者。爱人”——孔子人性论的主要内涵

　　孔子确立的“人”的义界，简单地说就是提出了一个关于普遍人性的理论命题，阐释了一个“人”的哲学的最高范畴。“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子日：惟上知与下愚不移。”这就是孔子在中国文明史上，破天荒地提出的关于社会总体人意义上的、普遍人性的第一命题。这一个完整的命题由两句话共同构成，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说明。朱熹《集注》：“或日：此与上章当合为一，子曰二字，盖衍文也。”在先秦古籍中，“性”作为一个寓指自然人性的理论概念，大概是始于《尚书·召诰》：“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节性者，《吕氏春秋·重己篇》云：‘节乎性也。’注云：‘节，犹和也。性者，天命五常之性。’”这里的“性”是指自然赋予人的自然禀性。可以理解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事实本身。所以后人多言“生之为性”。《诗经》中“性”字凡三见，其含意大体上可以解释为“生”。《左传》、《国语》中“性”字多处出现，基本上也是指人得于自然的“天地之性”。孔子在继承前人关于自然人性观的基础上，把它提升为寓指社会性总体人的一个哲学范畴。孤立地来看“性相近也”，其内涵似乎同前人的自然人性说差别不大，接着的“习相远也”，则使“性”的内涵具有了社会性的普遍意义。人之“习”不是自然赋予的，而是后天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两者合起来就是指社会中的人性。既具有大体相近的普遍性、统一性，又具有不同社会环境养成(习)的多样性。但孔子接着又补充说，只有“上知”、“下愚”两种人不受环境的影响而改变禀性。对于后面的这句话的解释，历来分歧甚多。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引清代阮元《论性篇》之说，将“上知”、“下愚”理解为人之天赋禀性的两个极端，社会环境往往对之影响不大，是前人诸说中最贴近孔子本义的。总括起来，孔子提出的社会总体人的人性命题，其内涵可以表述为：人性既有大体相近的普遍性，又有环境养成的多样性，还有个别“上知、下愚不移”的特殊性。而孔子所说的社会总体人的人性的具体内容就是来自其社会哲学基本范畴的“仁”。

　　关于“仁”，孔子说；“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偶”的意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偶是说以人之道相交接。段玉裁注《说文》“仁”字说：“人耦(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由此说明，“仁”的基本要求便是相亲相爱，以人之道来对待人。

　　另外，从《说文》又提出“古文仁，或从尸”及后世对此提法的考证中，尤其是从郭店楚简关于“身”与“心”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确认，“仁”的本义是“亲”，只不过这里的“亲”是指一般人，而是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说文》云：“亲，至也。”段玉裁解释说：“情意恳切到日至。”“亲者，密至也。”“亲母者，情之最至者也。故谓之亲。”从这些递进的训释中，可见“亲”的本义当为密切之至，而在二人关系中最为密切的当属血缘亲情。这样看来，“亲子之情”便是“仁”字最原初的含义。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他的学生有子对此作进一步阐发，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是指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可见“仁”的根本就是血缘亲情。孔子对此原初内涵直接继承并进一步作了情感性地发掘和完善，使之最终成为其“仁”学的根本。

　　以“孝弟”为“仁”之本，是因为血亲之爱真诚无妄、自然而然，但并不是说仁爱之情仅仅局限于血缘亲情。美国学者休斯顿·史密斯在他的名著《人的宗教》一书中，用一个西方学者的眼光来解读孔子，把“爱人”叫做“移情”，并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由近及远的爱的等差：“它以同心圆扩充着，由自己开始扩散出去，次第地包括家庭、面对面的社团、国家最后是整个的人类。在把个人移情的关怀中心从自己转移到家庭就超越了自私，从家庭到社群就超越了裙带关系(指血缘宗亲)，从社团转移到国家就克服了地方观念，而转移到整个人类。”“孔子是把自己看成是它的各种社会角色的总和。”㈣因此在孔子那里，以孝悌为本与仁爱精神的普遍性之间是一种源头与源流的关系，因此，对“孝弟”的精神内涵的理解成为了我们理解“仁”的起点，在《论语》中，对孔子“孝弟”思想的理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孔子与他的学生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一段对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敌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在孔子看来，为人子为父母守丧三年，只是对父母哺育和爱抚的一点回报。宰我嫌三年之期太久。可见其情未至，故孔子斥其为“不仁也”。孔子认为人内心的真情实感是最重要的，至于丧期是“三年”或“一年”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丧期只有对那些有孝心的人来说才有意义，倘若心中无真情而实行“礼”，那“礼”也只是形如虚设，又有何意义呢?

　　由此可见，孔子以“爱人”来界定人的社会性总体人，不是思辩性的抽象，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基础——情感出发作出的概括。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孔子的人格审美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的做人之道

　　对于一切个体人而言，要想实现“社会角色的总和”，就要遵循孔子指出的做人之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志于道”，朱熹解释为：“志者，心之所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论语》言及“道”者，不下数十处，其含义主要有三种：

　　①真理，如“吾道一以贯之”。

　　②方法，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③“人伦日用”所应遵循的原则，或社会的规范。“志于道”的“道”，即取此义。所以，“志于道”就是主观上积极地认识、把握这些原则或规范，并在行动中真心实意、不折不扣地遵循，这样就不会被迷惑，不会走错路。对“据于德”，朱熹说：“据者，执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可见“德”就是把外在的原则或规范主动地化为个人内心的自觉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对“依于仁”，朱熹的解释是：“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虽然他把“依于仁”归结于“存天理。灭人欲”，决非孔子原意，但“心德之全”四字，仍得要领，就是要把“仁”所涵盖的社会性总体人的全部内容作为自己追求、归依的终极目标。至于“游于艺”，则同我们的论题关系最密，而朱熹的解释也十分精彩：“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应该说“玩物适情”四字，抓住了中国特点的“审美”观念的意蕴要领。所谓“艺”，在孔子的时代，有“大小六艺”之分，“大六艺”指《诗》、《书》、《札》、《易》、《乐》、《春秋》，即“六经”，而“小六艺”则为礼、乐、射、御、书、数，是当时初等教育的基本内容，也涵盖了当时作为“士”或“君子”所必须具备的全面素质。朱熹认为。“游”于其中，不是为了获得西方所说的“感性愉悦”，而是“博其义理之趣”，即获得精神层面的适情畅意，并借以达到人的生命活动中“应物有余”、“心无所放”的自由境界。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孔子所说的“游”，也就是古代中国特点的审美方式，“游于艺”所涉及的生活内容之广，几乎可以说就是要人们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人生。

　　由此，对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熹概括为：“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人于圣贤之域矣。”可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此条重要的做人之道。体现了孔子重视心性修养的端倪。

　　(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的成人之路

　　至于孔子设计的成人层次，与他所指示的做人之道既互为表里，又更为精要，其中特别突出了审美的功能。这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乐者，所以成性。”朱熹认为，这里讲的是“大学”教育、“终身”教育的问题，按“难易、先后、浅深”分三个层次。

　　先说“兴于诗”。包咸说：“兴，起也。”有两层意思：一是起点，即把学诗作为起点；二是起发，孔颖达疏引郑司农云：“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朱熹《集注》兼取二义：“《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人。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这就是说。孔子之所以把学诗作为教育的第一层次，是因为诗乃人们以审美的态度把握性情的艺术作品。它能动人情感，让人乐于接受，并在不知不觉中兴起人的好善恶恶之心，把人性发展引入正确的道路。可见，孔子所开创的儒家的“大学”(高等)教育，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再看成人的第二个层次“立于礼”。“成人”教育不仅从审美教育人手，以感发其乐学之心。而且将“游”贯串于学习的全过程，借“游之于杂艺以发其欢欣之趣……玩乐之心”㈣，乃至本是道德伦理的灌输、行为规范的教习一类严肃枯燥的内容的“立于礼”，也变得可欣可乐了。朱熹解释“立于礼”谓：“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所谓“节文度数之详”是指“自洒扫应对，以至冠、昏、丧、祭”的各种制度和行为规范。在孔子的时代。礼与乐相须为用，礼的训练也离不开乐的训练，但《学记》中所强调的“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则远远超出了“正学”的范围之外，讲“退息所学”必须“游之于杂艺以发其欢欣之趣”，可见学“礼”也要辅之以审美教育。

　　至于第三个层次的“成于乐”，更是以审美教育为主导了。包咸说：“乐者，所以成性。”即“乐教”乃是塑造君子人格、使社会总体人性得以完满实现的最高阶段、最终方式。在中国上古时代。重视“乐教”有着悠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就有一段意义重大的文字：“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乐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最重要的综合性大型文艺样式，是审美化的百科全书。乐教不仅是塑造君子人格的教育方式，而且是贵族子弟学习和乐百姓、沟通神、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方式。《礼记·经解》：“广博、易良乐教也。”孙希旦《集解》；“广博，言其理之无不包；易良，言其情之无不顺。”他的解释是符合上古的历史实际的。所以“成于乐”是孔子综合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教育规律，并把乐教提高升华为完成社会性总体人教育的最高阶段、最终方式了。

　　总之。孔子为“成人”设计的三个层次，既总结了历史的丰富经验，又体现了社会性总体人在教育上的理论自觉。这是他的人论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人论。植根于中国深厚的礼乐文化。充满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它的主题是在弘扬理性，表述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和人道的自觉，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祖先对人道的自觉和自信，显示出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孔子历史论文 篇2

　　内容摘要：它记录了孔子思想上、行为上的诸多矛盾。本文重点分析了孔子生活方式方面的矛盾和言语方面的矛盾，从中见出了一个“即凡而圣”的孔子。

　　关键词：《论语》 矛盾 孔子

　　在一轮轮盲目尊孔和极端批孔的浪潮中，人们已然离真实的孔子越来越远了。正李零先生所说“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细读《论语》，不难发现，孔子的思想学说乃至实际做法有不少矛盾之处，而正是这些相互抵牾的地方，展现出了一个真实的孔子。

　　一.生活方式方面的矛盾

　　孔子欣赏的生活方式是简朴寡欲的。他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在食宿方面，孔子认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他曾大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在衣着方面，孔子赞赏的是不随意铺张的穿着。他曾表扬子路：“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罕》）

　　孔子虽然肯定不注重享受的生活态度，但与之相悖，他在衣食的品质上都提出了诸多要求。根据《乡党》篇的记录，孔子的饮食至少要精细、新鲜、刀工好、色香味俱全、时间合宜、搭配得当；孔子的衣服则要制作精美、饰物精巧，不同场合、不同季节要有不同的衣服，不同颜色、不同质料的衣服必须合理搭配穿戴。精细的食物完全不是孔子所说的“饭疏食饮水”（《述而》），讲究的衣物跟“衣敝袍”也相去甚远，这是孔子对于生活品质要求的矛盾。

　　从表面上看，孔子提倡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而实际操作时却又十分注重物质享受，这种矛盾使孔子大有“借别人的生活方式推崇简朴的生活以及摆脱欲望牵累的精神独立，自己却沉醉于以极其精致的物质为基础的乐趣中”的嫌疑。但仔细分析，这对矛盾展现出的孔子的风貌绝非如此。

　　首先，孔子肯定的并不是贫苦的生活方式本身，而是身处贫困的环境中，能够无欲无求、不嫉妒不自卑的怡然自得的心境。他并不是为了追求贫苦的生活而选择俭朴的生活方式，他并不抵制较高的生活品质，他只是反对“士而怀居”（《宪问》），认为士如果过分追求奢侈的生活，就会影响他在其他方面的发展。第二，孔子能够吃苦，而且能在贫苦的环境中毫不抱怨。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而且他能够坦然回看这样的过去。另外，孔子与弟子在陈绝粮的时候，随行弟子纷纷有愠心，孔子却能保持自己端正的心态，并从容不迫地教导他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可见，孔子能够吃苦，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信念，只是他不会做秀似的一味追求困苦的生活。第三，孔子对于食物、衣着的诸多要求，其实来源于一个“礼”字。孔子是一个重礼的人，他欣赏的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礼节仪文在孔子看来，与质朴的内在一样重要。值得关注的是，在条件不足的状况下，他并不强求实践这些礼仪，他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八佾》）。由此可见，对孔子而言，“一般地说纯粹外形式的仪文并不很重要”，他更重视的是心灵的信仰。

　　从孔子的生活方式中的矛盾，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在贫苦中磨练过后得到很多技能的平凡人，他并不是一位天命所定的圣人。这种苦难的历练没有使他颓废，而是使他展现出一种能够不介意出身而重视端正自己心态的儒者风范。同时可以看到，孔子并不是一个迂腐的学究，而是一位熟知礼仪制度且能根据实际条件变通的智者。然而正是这一会受制于客观条件的事实，更证明了孔子只是一个凡人，一个端正自己以教导学生的平凡老师，一个重视礼仪但更重视内心真实情感的知识分子。

　　二.言语方面的矛盾

　　关于言语，孔子明确地提出了“讷言”的主张。孔子说君子应该做到“慎于言”（《学而》），并且“欲讷于言”（《里仁》）。他甚至表示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仁”在言语方面的表现是“其言也”（《颜渊》），而且认为为政者应该“不以言举人”（《卫灵公》）。

　　孔子肯定“讷言”的同时，还坚决反对“巧言”。《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对于“巧言”的评价共有四处――《学而》篇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篇同；《公冶长》篇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卫灵公》篇说“巧言乱德”。孔子多次批判“巧言”，可见他对于花言巧语是非常反感的。这种对“巧言”反感的态度正与孔子对“讷言”、“慎言”肯定的态度相对应而达成一致。可是，孔子在实际操作上，并没有完全实践“讷言”、“慎言”的观点，存在着矛盾之处。

　　一方面，孔子自己不能完全做到“讷言”。首先，孔子的语言常富有辩证色彩。比如，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能否兴邦或灭邦的问题，孔子都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子路》）回答，并辩证地分析一言兴邦或灭邦的不同条件。如此正反辩证论述，令人很难找到攻破点。第二，孔子常常能用巧妙的语言应对各种刁钻的问题。比如说，宰我问孔子，是不是告诉追求仁德的人“井有仁焉”，那人就会跳下去。这可以说是针对孔子的理念提出的难题，因为在孔子看来“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回答应该跳则显蠢，回答不应该跳则似贪生怕死不敢为仁献身。孔子却转换角度，说不应陷害君子、愚弄君子，使宰我所问的情况失去了发生的可能性，其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孔子对于他人的评价也有违背“讷言”标准的时候。孔子在接见蘧伯玉派出的使者时，问使者蘧伯玉在干些什么，使者的回答是“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宪问》）。这样的回答确实高明：既实事求是，又没有折损蘧伯玉的面子。闻使者之言不由让人想到蘧伯玉坚持不懈提升自我的过程，虽然还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其行为值得称赞。使者这么高明的言语与孔子“讷言”的标准相去甚远，可孔子还是忍不住要赞叹“使乎”，好一个使者。

　　而对使者的评价，孔子没有遵循“讷言”的标准。他为这位使者重设标准的原因是这位使者有三大优点：一是诚实，二是为人谋而忠，三是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孔子所斥责的巧言之人，是阿谀奉承、居心叵测的那类人；他肯定的讷言之人，正是不以巧言为伪装而隐藏自己不良用心的人。因而，孔子肯定“讷言”、反对“巧言”，并不是肯定没有口才本身，也不是否定口才好本身，而是赞同不用口才强辩掩饰，他最注重的是心善。

　　孔子在言语方面表现出来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思想标准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确实，孔子是一个平凡的人，有时不能做到自己的要求，偶尔也会设定双重标准。然而，这不表示孔子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人，只能说孔子关于对言语要求的言论没有深入地论述，他只是一再强调心善的一种表现方式――“讷言”，这是孔子言论上的漏洞，也证实了孔子是一个平凡的而非完美到无懈可击的人。但换一个角度看，孔子又是一位重视内在修养的品德高尚者，一位善于“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一位口才好且正直的从政人才。

　　《论语》中，孔子表现出来的矛盾远不止以上所述两点。比如说天道观的矛盾、对管仲评价的矛盾以及出入世的矛盾等，因前人已论及，本文不做分析。

　　由上述矛盾可以确定孔子只是一个凡人，他绝非完人。至于圣人，孔子自己是不承认的，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这不是孔子谦虚，而是他确实不符合他自己定义的圣人标准。在孔子看来，圣人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的“无为而治者”（《卫灵公》），而孔子则是辛苦奔波着“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此其一；其二，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而自己只是次之的“学而知之者”（《季氏》）；其三，孔子认定的君子都出身较高，更何况是君子之上的圣人，而他自己则是“少也贱”（《子罕》）。

　　其实，圣人不需要论出身，不需要有先验的通天本领，更不需要无为地被当成道德的模板；能有坚定的，不仅为自己也为社会的信仰，能有在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层面上不断提升自己修养的实际行动，能有教导他人的智慧和诲人不倦的毅力，能够在后世留下长久影响，成为多数人心中的楷模，才是“圣”的体现。而最重要的是圣人的最根本属性是人，是人就不可能，也不需要是完人。孔子正是这样的圣人，他的言论、行为出现的矛盾更在展现着他不平凡的一面。这些矛盾，究其根源是为了追求他坚定信仰的“仁”；他追求仁并不只是为了自己，更多的是想要“修己以安百姓”（《宪问》）。

　　一部《论语》，记录下了孔子思想上、行为上的诸多矛盾，这些矛盾还原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有哀的较为真实的孔子――一个在贫苦中磨练过后得到很多技能但不介意出身而重视端正自己心态的儒者，一位熟知礼仪制度且能根据实际条件变通的智者，一个偶尔会设定双重标准但重视内在修养的品德高尚者，一个端正自己以教导学生，能帮助学生打破思维定势的传道受业解惑者，一个口才极佳但不得重用的孤独从政者――一个“即凡而圣”的孔子。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第481页.

　　[2]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第1947页.

　　[3]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2页.

　　[4]下引《论语》只记篇名,不详注.

　　[5]徐文《<论语>中孔子思想的矛盾小辑》,《文教资料》,2008年4月号中旬刊,第4至6页.

　　[6]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3月第1版,第247页.

　　孔子历史论文 篇3

　　孔子，不仅仅是人们眼中的圣人，一代文化巨匠，在我心目中中，不似人们眼中圣人的清高孤傲、与世无争，孔子更像是一个可亲可敬、至情至性，实实在在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真正的人。相比较老子的高深莫测，庄子的逍遥洒脱，孔子的直面现实生活的勇气，勇于入世的态度以及在黑暗的现实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精神，敢于不阿权贵发出时代的呼声，都表明孔子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大写的人。孔子对于文化学术的追求使我明白了什么是学而不厌；孔子对于弟子谆谆的教导使我了解了什么是诲人不倦；孔子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忠心使我知道了什么是鞠躬尽瘁。而孔子的人格精神与人文主义情怀更是在为孔子的政治学说中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

　　也许有人会说孔子的学说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捍卫者，而经过通读《论语》，我对孔子的政治学说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孔子并非统治阶级的卫道者，而是一个叛逆者，他是一个温和的叛逆者。他为将自己的政治见解诉诸于实践真正造福于天下苍生，也只能把这个社会的不满和自己对于黑暗时代的愤懑化作珠圆玉润的语句向统治者娓娓诉说，只为求得统治者的认同，让黎民百姓减轻负担，免于战争与苛政之苦。

　　作为一个文人，孔子既然不能用武力去对抗无道统治，用自己的言语身体力行来警醒各个诸侯，试图用“曲线”的方式最终达到自己政治理想。

　　一、从孔子的出身来说，孔子出身贫寒，孔子父母的结合也不被世人所认可，孔子母子也不为其父的正妻所容，年幼时就过上了艰辛的生活，从孔子的身世也不难看出为什么孔子会成为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社会是不公的，而孔子并没有抱怨社会的不公，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打破这个不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的出身和幼年的经历为孔子日后的“温和的叛逆”提供了可能。

　　二、孔子心系百姓，胸怀天下。孔子讲求为政以德，主张以德教化百姓，以理服人，要求统治者要体察民情，体恤百姓，真正考虑百姓的利益进行自己的统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学说中不乏对政治的论述，孔子本人也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治国理念，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年代里，普通人逃命唯恐不及，自身难保，而孔子却挺身而出，为百姓求取更公正的待遇，无法否认的是在那样的战乱年代提出关心百姓，关注普通人生活的思想的孔子，不管站在哪个阶级都是一个真正的胸怀天下的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三、孔子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责任感。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孔子与子路在路途中迷路，向两位种田人打听，种田人得知眼前是孔子后，便问道：天下的坏东西滔滔不绝，你管得过来吗，不如像我们一样过隐士的生活吧。孔子决绝的说道，正因为天下无道，我才出来，如果天下太平了，我也会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我们看到是孔子敢为人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真正为民请命的动力驱使他去思考，去奔波，而不是一个拿着统治者俸禄来思考如何对付百姓，使他们可以更加听话一点，

　　四、孔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大同社会是孔子的毕生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讲信修睦，选贤举能”“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孔子的大同社会没有远近亲属之分，也无等级门第之别，人们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可见在孔子的理想世界里，人是没有等级的

　　五、孔子不随波逐流，追求最高境界。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和独到见解，更要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具有良好修养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乱世中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能设身处地为百姓谋求更大的幸福

　　六、孔子敢爱敢恨，至情至性。无论是“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还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不畏权贵，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用愤怒对抗世界的不公与黑暗，正如他自己所说，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这句话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因为只有付出爱的人才会有所厌恶，因为心中有爱，心有光明，更不惧怕向黑暗的一面公开宣战。或许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并非完人，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点才是的孔子更加真实，也显得越发的可爱，同时也很好的体现了孔子的叛逆及不问强权的精神。

　　在我眼里，孔子并不是一个统治者的捍卫者，他的学说或许有为统治着服务的成分，甚至在日后一些封建的统治者别有用心的用来愚民，但是这并非孔子的本心，孔子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发出的这些声音，他用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更易于让统治者接受的方式来表达，而他是一位叛逆的真正的文化英雄。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眼中也有一千个孔子。通过阅读《论语》使得我们拉近了与孔子之间的距离，名著散发的光辉不单单在于其中的发人深省的教育意义，更在于我们与书中形象的情感与思想的交流。书中引起的共鸣让我们可以试着想象孔子是一个怎样的人，也是孔子这一圣贤的形象在我们眼中更加的立体化和多面化，我仿佛看见一个穿过历史的迷雾微笑而仁爱的老人——孔子渐渐向我们走来。

　　孔子历史论文 篇4

　　摘要：一个是中国的圣者，一个是西方的智者，孔子和苏格拉底均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东西方文化教育的走向。虽然他们拥有很多相似的教育思想却有着更多不同的教育方法和认识，分析和比较这两位伟大教育家的教育体系，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孔子；苏格拉底；教育体系；比较

　　一、前言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和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是东西方历史上两位博学多识、思想深邃的学者。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影响着整个东西方文明。直到今天，他们的教育思想仍然渗透在我们的教育理论中，指导着我们的教育实践。孔子与苏格拉底在不同时代，不过社会下提出的如“有教无类”，“启发教学”，“因材施教”等教育理论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由于两人相隔近一个世纪，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互不相同，个人生活经历也不尽一致，他们的教育方法各具特色，特别是在教学方式和教师地位这两点上。本文通过分析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两位伟大教育家教育体系的异同，更深入地了解东西方教育的共性和差异，并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以推动当今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二、相同的教育思想

　　在孔子以前的中国，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学习文化知识是官府及其子弟的特权。到了春秋时期，文化下移，下层平民希望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孔子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三十岁时便开始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办学方针。意为无论地域，无论民族，无论等级，只要是乐于接受教诲的人，孔子都积极地教育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其他有关的史料记载的几十个学生，据考证，有贵族家庭出身的南宫敬叔、贫贱家庭出身的子路、颜渊和商人出身的子贡等。其中贫贱出身的占大多数，这是“有教无类”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是教育对象上的一次革命，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也为华夏民族的先进文化的传播和各族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后来，孔子周游列国14年，行踪不定，此时，他的私学没有固定的校舍，弟子们追随他，辗转游动，形成了仅有学校之实的游动式教学社团。因此，孔子施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故教无定所，教无定时，教无定规。孔子的学生来自各诸侯国，其中有富豪子弟，但大多数为微贱之士，凡有求学之志者，只要“洁己以进”，孔子就一视同仁，不拘一格，兼收并纳。孔子的谈话式教学十分重视教育对象的个性差异，注重点拨时机。孔子认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引导学生而不牵着鼻子走，鼓励学生而不强迫他们，启发学生思考而不把答案点破，让他们自己悟出。正是因为孔子的这些思想，所以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成名者就有七十二人。

　　古代希腊的学校大约出现在公元前七世纪前后，比中国晚了至少1000多年。在苏格拉底时代，初等教育是体操和音乐学校，初等学校以上是纯军事操练性质的体育馆。苏格拉底是第一个从雅典人中出身的教育家，是一位不收酬金义务教育家。《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第521页载：“他认为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关心所有同一城邦人民的灵魂，使他们达到尽可能的完善。’”色诺芬回忆说：“他接待了许多希望听他讲学的人，其中有本国公众，也有外国人，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讲学而向任何人索取过报酬，而是以其丰富的学识，毫不吝惜地向所有的人施教（吴永泉，1984）。”当时的希腊没有多少文化典籍，学习者无书可读，无典可依，只能通过聆听演讲、辩论以获取知识。巧的是，苏格拉底的教育活动也是教无定所，教无定规。公共场所、市场、店铺、私宅、餐桌都是他进行教育活动的地点，或作公开演讲，或个别交谈，或进行辩论。色诺芬记述道：“苏格拉底经常出现在公共场所，他在早晨总往那里去散步并进行体育锻炼；当市场上人多起来的时候，总可以看到他在那里；他常作演讲，凡喜欢的人都可自由地听（吴永泉，1984）”。苏格拉底的门徒中有富豪子弟、贫寒之士、手工业者。他自称：“我愿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和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乐于奉陪（余灵灵、罗林平，1988）”。苏格拉底一生桃李满天下，产生了很多历史上有影响力的哲人、大师，如影响深远的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著名的修辞学家、教育家伊索克拉底，墨加拉学派创始人欧几里德，犬儒学派创始人安提西尼，杰出的历史学家色诺芬，昔勒尼学派创始人阿里斯提普等等。

　　孔子和苏格拉底相似的教育理论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本身的价值，它不仅扩大了文化知识的传播面、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而且为东西方文化发展中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准备了条件，使教育的社会功能发生重大变化。

　　三、不同的教学认识

　　苏格拉底在与弟子进行谈话中，往往从对方所熟知的具体事物和现象开始，进行反讽、暗示等进而求得结论。他通过独特而辛辣的讽刺式诘问等方法，使对方觉悟到自身观点的矛盾，激发对方追求真理的热忱，唤起“求知的强烈欲望”。他在谈话中注重学生理性认识的深入，人格品质的完善，谈话的内容大都与正义、善德、虚伪等有关。而孔子更注重追求一种宽松、自由的谈话环境，给学生一定的思维空间。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让每一个学生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不加以限制，当曾皙感到犹豫时，孔子鼓励说：“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所以其思维过程是一种发散性的。

　　孔子的为师之道认为师者是在学生因而不得之时予之所求，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圣者。学生以获取师者的知识为求学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师为贤、师为圣，故应敬之、尊之。这对营造中华尊师敬贤的伦理文化特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的为师之道，更多地表现在他的“助产术”观点之中，他的母亲是个接生婆，他由母亲的职业受到启发，认为为师的职业与接生婆的职业具有同质性，因而倡导“助产术”的理念。苏格拉底提问的方式，通过讨论实现对事物的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普遍，一步步逐渐深入，最后得出认识，生下自己孕育的真理的儿子。如此而形成的观点，非为外在强加于学生的，而是由对手、学生自己思辨而形成的，固而从为师的方面而言，少了盛气凌人的意象，从而使对手、学生在追求知识、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形成自觉主动的参与意识，培养了其探索精神。与之相比，孔子的“教师权威”对于发掘学生的心智，引导学生形成主动、自觉的探索精神是有阻碍的，并易于形成盲目的个人崇拜心理。而苏格拉底的观点则与现今提倡的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不谋而合。

　　四、结语

　　孔子和苏格拉底两位伟大的教育家根据各自不同的教育认识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体系，用自己的方式推动了人类的发展。研究两位教育家的的教育体系在重视教育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给我们的教学提供有益的启示和诸多的借鉴。希望我们能更好地弘扬东西文化的相同之处，借鉴、吸纳东西方不同的营养，以利现代教育的持续发展，促进全人类建立一个美好协调的大家庭。

　　参考文献：

　　[1]色诺芬著,吴永泉译.回忆苏格拉底[M].商务印书馆,1984,(9).

　　[2]柏拉图著,余灵灵,罗林平译.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M].三联书店,1988,(3).

　　[3]匡亚明.孔子评传[M].齐鲁书社,1985.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商务印书馆,1983.

　　[5]马振铎.孔子的哲学思想--仁·人道[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孔子历史论文 篇5

　　摘要：本文通过对《论语》的文本分析，探讨了孔子的思想，对其产生的根源，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将“礼”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的不足都做了较为详细地阐明。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道”是客观根本，“礼”是客观的“道”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观外化。

　　关键词：《论语》；孔子；仁；道；礼

　　一、正确看待孔子和《论语》

　　《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共同完成的一部著作，该书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主张。“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造、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1]作为儒家的一部经典著作，作为对孔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地研究资料，我们必须反复琢磨，力求在《论语》简短精炼的话语中领悟孔子思想的真谛。孔子一生孜孜以求，在他不断追求、不断靠近万事万物之真理――“仁”的过程中，无形的“仁”也通过他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讲，孔子是我们探求真理的一个媒介，而《论语》又是我们探求孔子思想的一个媒介。我认为要以立体的眼光来看待《论语》一书。翻开《论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看到书中对孔子这个真理追求者的塑造。前一部分是可见的，后一部分是隐形的。孔子这一真理追求者的形象是通过对其心得体会的描写而表现出来的，就像隐藏在二维画面里的三维画面。孔子是实在的，是勇敢的。正确的认识了孔子，我们才能正确的看待《论语》，它是孔子在追求真理――“仁”的过程中的所思所得的集成。

　　二、《论语》中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思想是围绕着对“仁”的追求而建立起来的。他所谓的“仁”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客观上表现为对万物之本――“道”的不懈追求。主观上表现为对社会规范――“礼”的提倡。在主观上又具体分为两个方面：

　　一、对自我的认识；

　　二、与他人的关系。孔子一以贯之的是“仁”，而“仁”的核心是“道”，“礼”是无形的“道”在社会生活中的外化。

　　“道”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孔子通过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观察，不断的学习、领悟而得以发现自然之“道”的真面目。自然之“道”是无形的，它通过自然界中的点点滴滴表现出来，所以必须善于观察自然界中极细微的东西，从而悟得自然之真理。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2]这些心得体会都是通过对大自然的细心观察而得来的。学“道”是孔子学习的核心，通过对“道”的认识，孔子确立了对自己的认识和与他人的关系。

　　孔子对自己的认识，首先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所以孔子十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不断的完善自己，成为君子。学习的过程就是修身养性，不断地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合乎天“道”的过程。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4]孔子强调修身养性，君子要“温、良、恭、简、让”，要“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这些品质都是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

　　孔子认识到人的不足，贤良的统治者太少了，而普通的老百姓又都是愚人，为此他创立了一套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礼”。他提倡“礼”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和谐相处，幸福生活。“礼”是不得已的补充，是针对少数追求“道”而暂时未得和多数根本就不知道“道”的存在的人而提出的。孔子根据他对“道”的认识，将自然界无形的“道”化为人类社会有形的“礼”。他最终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人都得“道”，都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的行为要符合“礼”，具体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是对父母要“孝”，对兄弟要“悌”，对君主要“忠”，对朋友要“信”，对百姓要“德”。如此人们才能安分守己，社会才能秩序井然。

　　三、“礼”、“法”之辩

　　孔子提倡的“礼”体现为一种自觉性。他要求人要自觉守“礼”，通过不断的学习，加强自己的修养而“克己复礼”。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不自觉怎么办？孔子强调要“知耻”，那对于恬不知耻的人，又怎么办？想古往今来，圣人君子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本心是不愿意学习而更愿意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对此，孔子的解决办法是教育，他寄希望于那极少数具有自觉性的贤人君子，希望通过他们以身作则，通过他们来教育大多数不自觉的人。“儒家秩序建构的思路是依靠圣人人格感化民众，形成以仁道价值为核心的伦理政治秩序。按照儒家的思路，要实现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的转变，只有圣人成为君主或者君主成为圣人，才能施展其超凡的道德感化力量。”[5]可是自觉守“礼”的人不一定就是统治者，不是统治者那么他的影响力就会大大降低。相反，多数统治者都不自觉守“礼”，统治者不自觉守“礼”，那么老百姓自然不会自觉守“礼”。更有甚者，他们不自觉守“礼”，却强制老百姓要守“礼”。如此这般，“礼”就变了味了，此“礼”已非孔子之“礼”。“至于孔子提倡正人正己，要求在位者先正其身，虽然包含了对在位者要有所约束，有所节制的意思，但在封建社会里，这一点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实现。”[6]在孔子所生活的年代，他周游列国，转了一圈也没有发现一个理想的君主。再纵观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也是治世短而乱世长。单纯地依靠人的自觉性来守“礼”向“善”，进而不断地接近于“道”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只有通过制定“法”，从外界给所有的人（包括统治者）一个外在的约束力，防止人们作恶。一切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一切人一旦违“法”都必须受到惩罚。这样在保证人们不犯错或少犯错的前提下，再鼓励人们守“礼”向“善”，自觉地追求天“道”。

　　参考文献：

　　[1]论语今读.李泽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3).

　　[2][3][4]论语译注.杨伯峻.北京:中华书局,2009.(94,70,12).

　　[5]先秦儒家圣人与社会秩序建构.成云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6]孔子研究论文集.中华孔子研究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