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读后感2000字
读“大道之行”,觉得最感动的就是它的真诚。作为一本党课学习材料,它避免了一些政治思想教材存在的说对不说错,一味颂扬的,内容假大空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道路问题、方向问题日渐成为一团笼罩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心头的疑云,挥之不去、驱散不尽,而且这种疑惑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越发浓重,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大厦就在这种不断加深的疑惑中日益风化破损,濒临倒塌。如何力挽狂澜于既倒,如何让“三个自信”在人民的脑海里扎根?除了党的理论工作者在试图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注解当前中国的发展道路外,很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着这个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而且,相较于纯粹官方背景的口径化解读,这种思考往往更务实,更具建设性。由五位青年学者共同完成的《大道之行》无疑就具有这种特质。
本书在分析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得失的基础上,诚挚指出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下如何改善党的建设如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正如该书作者们坦承的那样,“作为共产党员,我们不屑于隐瞒自己的立场与观点;作为学者,我们不惮于尖锐的批判与颠覆性创新。像开垦过的大地裸露自己灵魂一般,我们捧出我们的心灵”,本书的立场观点与他们的良知同样掷地有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我们如何通向那个我们一直都说不清道不明的“圣地”——社会主义——设计了明确的方案,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将一个“空中楼阁”的抽象概念描绘成了一幅生动的施工蓝图,这可以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我们的信仰终于从不可望不可及的远处,翩翩走来了。
本“方案”从文明、政治、社会、基层、经济五个领域分析得失,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方法和路径,这些植根于中国发展现状基础上的思索无疑是客观、理性和深刻的。其逻辑起点,是必须对当前已呈脱缰之势的“资本逻辑”进行制约,给它戴上“笼头”,防止其“获得支配其他领域的最高优先性”。资本这个“必要的恶”,放出制度的牢笼后,“已经渗入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等到它“对政治权力的驯化和对于人民民主的阉X割”时,社会主义的“南辕”就可能行进在它所希望的“北辙”上了。只有将“资本逻辑”纳入到“政治逻辑”的统摄之下,同时不断加强政治主体性、国家自主性、人民主体性和资本社会化建设,天下为公的“大道之行”将在我们坚实的脚步中昂首向前。
政治主体性。就是要通过有效的建设,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与政治觉悟的政治主体,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始终不能遗忘、偏离、背弃革命的理想与信念,“确保资本的逐利性不会冲击、动摇、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与共识”。要在重建“自我经典体系”的基础上,以“类宗教”组织为目标,通过“实修”来动员广大党员践行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
国家自主性。由于政治的主体性,决定中国政府有着不被资本轻易“俘获”的自主性,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为人民服务”。然而官员个体与市场主体间的利益纠缠,“可能扭曲政策的方向”,从而给国家的自主性带来隐性侵害,同时损害执政党自身的先进性、代表性、纯洁性。官员个体的变异,特别是普遍存在的“一家两制”问题是植入国家自主性肌体上的一只“特洛伊木马”。要通过建立“看得见”的授权机制和问责机制,在干部选拔和考核中嵌入更多更有效的民主“防火墙”,防止“木马”作乱的可能。
人民主体性。社会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一个崇尚集体生活的天然的“人民社会”。然而,作为持续30年的大变局的.结果之一,基层从“团结”走向“松散”,基层的去组织化、自治不足、民主失序、群众失语等等乱象,让“人民”这个整体逐渐“原子化”。要重新粘合这个分散、分裂的社会,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再组织,必须通过落实基层的实质民主,通过鼓励和引导人民“以志愿和非赢利方式组织起来”,将业已分化的群体重新整合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
资本社会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资料公有”的设想,是对我们的现实道路构成质疑的主要因素。文字游戏式的理论创新,往往缺乏说服力,更没有在人民群众中达成必要的共识。然而,“资本社会化”理论的祭出,终于让人们看到了“从根本上打破资本的私人垄断,打破资本对知识的雇佣,打破资本对劳动的雇佣”的希望,看到了“资本服务于人民”的希望,看到了“劳动者主体性解放”的希望。到那时,“通过社会制度的有效安排”,“即使不出卖劳动,也可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许多人真正投身于自己感兴趣的事业” ……。
虽然,这并不是我们原来所渴望的那种理想化的社会,但是,无疑这不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臆想,而是可望又可及的存在。其实,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本不应该是生活上的无止境的享受与物质资料的无节制的索取,而应当是基本生活条件满足基础上的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与提升。这使我想起了梭罗的《瓦尔登湖》,梭罗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多的极简生活,通常被看作是一次超验主义的实验,他以满足极低生活标准的劳动换取充足的自由时间“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当时康科德人眼中的游手好闲,在今天看来难道不是对自己“主体解放”的一次勇敢尝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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