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
有了一些收获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心得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那么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欢迎大家分享。
这是我第二次读这本书。第一次是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那时候看的是电子版的。当时因为“久仰大名”就去找了电子版的资源读。结果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不忍卒读”。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本书像百年孤独一样难看,常常的篇幅,堆叠的术语,还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叙述的风格让我望而生畏;加上我本人也比较急功近利,静不下心来看这种难看的书,所以那时候的我看了十几页就失去了继续看下去的欲望。
然后到了这学期,由于我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加之有前车之鉴,我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读下去。于是花了差不多4天的时间,每天阅读四五十页,终于把这本书啃完了。期间为了能更加了解其中历史,我还在B站上找了关于张居正的百家讲坛。看完这一遍之后,对本书有了一些了解,对明朝的历史也是,甚至对于整个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都有了一些思索。也算是读了这本书的一些收获吧。
这本书之所以难读,我觉得正是它的优点吧——正经、堆料十足。里面所叙述都有章可循,大量引用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且言辞中肯,极少有不正经,片面的言辞。这是一本畅销的学术性著作——欠缺畅销书的通俗易懂,不能像畅销书那样一目十行那样就能懂得其中所写,反之你应该一行一行地认真去读;但是这本书又比其他的学术性著作容易读的多,像看小说一样。我觉得书名也取得不错——万历十五年。取一个年份来当书名,里面有什么奥秘吗?说实话我也是被这个书名吸引的。
说到书名,就要提到书的内容了。我觉得,万历十五年是一个引子,引出了书中故事的前因后果。书中所讲的人物,有六个,分别是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出来万历皇帝做两章来论,其他五人各做一章。但是每章并不是脱节的,相反,者些人只是相应章节里的主角,其他人充当配角。书中讲述了这些人,这些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宿命般的.结尾,余韵悠长。
作为一部历史性著作,它的写作是成功的。作者考究了很多史料,详实得记叙了当时的情况,然后又由此引发出自己的历史观,即是:“中国官僚体制以道德代替法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人们理智上的自由被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宗教上善良也无法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这便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大失败的主要原因。”且不论这种观点对不对。不过这本书确实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做一个原因。历史上也不止他一个人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可以全面笼统地对中国历史做一个适用的法则。如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中根据系统的控制论得到的“超稳定结构”社会说。
我还太年少,从这纸业中厚重的历史,只窥得一些野心,闻得一些感慨,也有了一些见解,今与诸君一谈。
纵观万历年间,其实有许多想不明道不清的事,为何万历皇帝前十五年兢兢业业,后期却废于朝政?为何一代首辅张居正有权衡阴阳之术,却在死后身败名裂?为何向来宽厚的申时行, 却被迫乞骸骨?有太多太多的谜团可以在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得以解释。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中提到了人有阴阳两面,于万历皇帝而言,阳面在他创业伊始最为凸显,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祭天地,祭庙祖,庆元旦,赏端午,他接见外国使臣和谢职对修著有功勋的官员,毛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中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然而于阴的一面,身为皇帝,他不能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能立自己心爱女人郑氏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出去游玩,他只能通过不上朝尽量不与官员往来这种消极的行动做最后的挣扎,这是他无声的呐喊,也是他最后的反抗。他的一生对阴阳失衡的问题都没有做出解答。而于首府张居正,阴阳对比则更为明显。于炀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没不香了,长须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横分明,他的心智完全和仪表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颇合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然余音一面全清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则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
我先是很不解,我知道人有多面。一面,可是人可受到他人的尊敬和崇拜。另一面就很不堪,甚至自己都难以直视。其实权衡这两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自己的信念。就像万历皇帝一般身在儒家的思想熏陶中,方可置身于朝堂,而不注重于后宫之事。倘所有朝堂之人,都视朱子为信仰,万众一心,那明朝末期就不会那般的颓坏。政策的实施实施后的成败,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勿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人不过是空中阁楼。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万历十五年》经过记录在16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乱,反映了当时社会,高级官员的悲惨人生。
这本书用传记的手法叙述了当年张居正他生前得志、扬名立万,死后失势、遭掘棺之耻;大英雄戚继光在张居正生前位至“总理蓟州军务”,在张居正死后罢官家居;名士李贽失势后,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海瑞,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可是作为一个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即便是郑贵妃、张鲸、冯保、高拱、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不成为以德替法制度的牺牲品。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德替法制度,到明代为极限,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本书告诉我们在以德替法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为民、为官之人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帝王维护或保护的不是他的子民,而是他的统治地位。为了帝国的.传承,帝王能够牺牲一切,包括所谓的“德”。“德”字何解,就是执法公正不阿,待人谦虚,对朋友不分高低官职。对底下臣民则应当视如儿女,这就是君王所要有的“德”。
没有保障的为官之人整天就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没有保障的为民之人不屑为朝廷尽忠,在异族的铁蹄下,明帝国最终灰飞烟灭。我想一个国家的潮起潮落不全在于国主,民众才是最重要的,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想让船跑得快,水才是关键。顺势的话,朝廷会发展和快,逆势则会慢,严重的话船也保不了。最终,大臣们的贪福之心也所以破灭,居民们的生活保障就得看下一个君王了。
历史沧桑,万历皇帝万世传承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齐消失在我们目光尽头,渐渐的久远。
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是"万历十五年平淡无奇,明朝注定灭亡。"也就是说,在平淡无奇的一些日常生活背后,导致了一个不平凡的大帝国的灭亡,这实在是非常经典的。你仿佛看到冰山上面的一角,然后感觉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支撑着它,使你认清一个历史的必然性,明朝的灭亡并不是决定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而是决定在万历十五年。
我们可以把万历十五年这个时期的明朝看作是一个家族企业,万历皇帝就是这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董事长;把第二章所写的首辅申时行当做是他任命的CEO;把第三章写的张居正这个人,当作是一个前任的CEO,你可以比较前面的CEO跟后面的CEO做法有什么不一样,从而影响了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第四章,"活着的`祖宗",你可以看作是这个家族企业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企业文化、企业的价值观,所带来的一些制约,祖宗虽然已经死了,可是仿佛活着,你的权力和限制都是来自祖宗,但是到底对一个人影响有多大,又与这个人的能力有关系,如果万历是唐太宗或者康熙这样的皇帝,把他摆在同样一个地方,做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事情。
第五章所写的海瑞,是一个低阶别的政府官、地方官,有点像我们分公司、办事处的主管。他们直接接触客户,立即服务,为当地服务。然后他也会产生书中所讲的困惑:到底是听朝廷的,还是要听老百姓的?类似这种矛盾。像以服务为导向的部门,自然是以客户为先。但是,朝廷的意愿与百姓的心声,永远是两难的选择。
接下来戚继光。戚继光是一个将领,他去打倭寇,这比较像行销部门,跟竞争对手作行销的战争。例如我从台湾被派到大陆来,就是一个外派的将领,就是要来攻打这个市场。而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用掉公司大量的资源,但这个仗要怎么打,公司就要因此决定怎样去分配资源。
如果说"活着的祖宗"代表了历史的包袱、历史的价值观、或者是朝廷上层的价值观,第七章讲到的李蛰正好相反,代表的是下层平民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他比较接近老百姓,可是跟上层的思想体系有一些冲突,是"自相冲突的哲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00字学家"。这就好像刚进公司的大学毕业生,感觉公司的上层,就像是"被腐化的知识分子",权力很高,已经萎靡了。
从第一章念到第七章,从"公司董事长"内心的转变,一直看到普通人的思想。然后你会慢慢醒悟,平淡的"万历十五年"如何决定了几十年后明朝的灭亡。把它归到你现在的企业里面,或许这一周也是平淡无奇,和以前一样,但可能公司未来的五年就决定在这一周,不是因为这个礼拜产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变局,不是!而是在这一周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冰山、一个很大的体系在运作,有形的官僚体系,加上无形的思想体系在运作,而导致了你五年后的景况。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们去品读。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眼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利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官僚阶层、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通过对他们的描述和点评,侧面描绘出明王朝的衰败。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突破和改变,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他认为以道德为标准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进行分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原因,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究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出发,探究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更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发展至此,所以他通过联系比较、归纳等等方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结合《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索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师应当如何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以“问题”开始,以“问题”结束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索,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一直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对于历史,学生需要建立起问题意识,只有脑中有疑问,有了好奇心才会去探寻原因,带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于历史教师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仅会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进行历史教学设计时,可以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穿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利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对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理解,也利于师生一起挖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培养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分析能力《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记叙史实,增强了可读性和趣味性,虽然结论看似平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要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
同样,在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理解能力。在《文艺复习》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利用史料进行引导。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要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发展起来……”通过这则材料,历史教师可以让学生联系材料和书本内容进行思考,从经济的角度的出发,文艺复兴产生的原因。根据材料,学生可以总结出工商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剖析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论从史出”的治史精神,形成历史学习的正确方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出发,还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具体的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内容组织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史料分析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思考意识和整体意识。
最初对这个书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作者黄仁宇的传奇人生,我是赞同人生要有不一样体验的。所以一个当过军人的学者,一个颠沛流离远走异国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为评论说这个书和我们以往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一样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从和我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对这个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看到的,吴晓波说,仅有经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美丽,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说实话,我认为对于离我们远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因为抽离和宏观天然就多。可是对于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书,仅仅才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都还在,这种时候细节就显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和宏观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才是最难得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些苛求了)
黄仁宇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源于他对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潜心研究,这种态度在此刻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这个书语言平实生动,并没有晦涩之处,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可是其中所表现的逻辑却不像他的语言那么简单。我读历史也不算少了,可是我对这个书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认识历史,怎样去认识历史,这个东西我此刻也还不明白,但黄仁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这样也能够啊。我觉得这个书是扎实的,也是趣味的。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此定下了三国的基调。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也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从事情的微小发端,从而进一步能预见到之后的演变,这就是读史明智的缘由,这也是基于对长期历史演变的深刻理解而提炼出的历史性规律认识。读历史的确是明智啊。
万历当皇帝其实挺失败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没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得天天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仅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文人集团过于势大,程朱理学深入人心,那个时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礼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张居正有多优秀自不待言,可是生前如此风光,死后却如此萧索,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得不出能够一句话总结的原因。可是我想到了俾斯麦,他在位时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让德意志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体系土崩瓦解,德国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此导致了一战。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长久的体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体制中找到适宜的'接班人呢,总是政治过渡的这么不顺畅。以儒家的观点就是没有以德服人,还是不够优秀的。
反观申时行,不似张居正那般锋芒毕露一手遮天,但申时行是懂得进退为人为官之道的。他们最大的差别不在本事上,在为人之道上。我其实最佩服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了,那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人物的典范啊。
还有两个人的比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比较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能够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进取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至于李贽,我没什么想说的,以前小时候看到李贽估计会说一些肤浅之言,可是这次看了之后,我却不敢说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书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说吧。
这个书挺好的,以后有机会还要重读。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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