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读后感范文优秀
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怎么能落下!那么读后感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娱乐至死读后感范文优秀,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21世纪是信息时代,我们每天习惯通过各种媒介获得信息,享受着先进的传播媒介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快乐。然而美国作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
作为新闻系大一学生,原先我对媒介的理解仅仅就是书本上麦克卢汉的一句“媒介即信息”。在看过书中的前两章“媒介即隐喻”及“媒介即认识论”后,我对媒介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世事是通过我们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而这种对话工具,即媒介,它的转变也就从根本上不可逆转的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对比一下美国的铅字时代和电视时代: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它要求思考。而电视本身具有视觉冲击、营造非连续的语境和凸显着表现艺术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它要求娱乐。我们在看完一则谋杀的新闻后,主播说:“下一则新闻”,我们就跳跃地进行下去,心情不需要有过大的波动,因为这不是电视文化所鼓励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不可以和这种媒介本身的倾向相对抗”,媒介形式将影响传播的思想内容。
作者在整体阐述完对媒介的理解后,从政治、宗教、教育等各个方面具体论述了电视改变了公共话语的内容和意义,一切公
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中国人信教的毕竟是少数,宗教内容在电视上也鲜少出现,所以我对书中提到的电视对宗教的影响感触不深。但是我对书中提到的电视广告、电视新闻、电视教育等内容感触颇深。
广告作为电视台的主要收入,在我们收看电视节目时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各式各样减肥药品、令人眼花缭乱的化妆品、时尚服装、手机、汽车......以前是在电视剧中插播广告,现在是在广告中插播电视剧。更有甚者,出现了广告剧一说,湖南电视台的广告剧《丝丝心动》即为其中典型代表,观众被种种信息垃圾包围,却也无可奈何。
电视新闻一向被认为是电视节目里最正经严肃的,波兹曼却认为电视新闻由没有逻辑、理性的话语构成。“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里面的开始、结束或中间都要插入一段音乐。音乐和新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有音乐?我想,这可能是和在戏剧和电影中使用音乐的道理是一样 的——制造一种情绪,为娱乐提供一个主体。如果没有音乐——就像有时电视节目中会插播新闻字幕一样——观众会猜想一定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例如死人了。但只要有音乐在,观众就知道没什么了不得。”书中波兹曼定义了新闻的奥义:“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需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文字已经过时。”当一个个画面闪过时我们不会思考是必然的,因为简短大量的画面稍纵即逝,我们无法思
考其中的道理,我们只能回味那些刺激眼球的画面而不会思考分析。从新闻中,我们确实接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海量信息,但是我们很少有人想过那些新闻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何作用。澳大利亚的洪水缓解不了我们西南的旱情,朝韩和谈对我们的统一大业也无甚帮助,我们不停地获得信息,却不关心信息的质量和用途,仅供娱乐而已。
再就是我们的“电视教育”,我们国内很著名的电视科普节目。当然我并不说电视科普不好,我自己就曾经一度追捧cctv—10的百家讲坛。但是我认为硬要用电视做科普的话,无非是两种结果:一是与电视的'表现形式相适应,结果,做出的只是娱乐节目,但这偏离了我们初始设定的那种科普目标;另一种可能,是按照标准的科普目标去做,结果,因为与电视这种传播形式不相容导致传播上的失败。以百家讲坛来言,他的确使更多的人知道了易中天,于丹,钱文忠,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他们的风格或有不同,有一个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戏说,同时,他们也引发了这几年来对各朝各代历史的戏说,而这其中我想不用明说也可以了解有多少的滥竽充数。而我正认为这并不比那些改编的面目全非的电视剧的祸害更小一些。由百家讲坛引起的 “国学热”,我们到底是正光复这百家诸子的荣耀,还是黯淡了中华五千年的悠久
再想想近几年风靡全国的电视选秀节目。自湖南电视台超级女声节目以来,各种选秀节目刺激着少年少女们一夜成名的欲
望。他们梦想着通过娱乐的舞台让自己成为耀眼的明星。不少人荒废学业、不顾父母反对,远离家乡到处参赛。电视台暴露选手隐私,策划煽情片段来吸引观众注意,评委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热心粉丝手持选票积极为偶像呐喊组委,哭泣感动,完全入戏。俨然就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娱乐盛宴,但是一场热闹过后,还剩下什么呢?空虚、无聊而已。
看到作者忧心忡忡的叙述,情不自禁想到上学期学到的柏拉图的洞穴理论。电视、网络等媒介像洞穴一样,而我们人类就像被困在洞穴里的囚徒,只能看见木偶被火光投射在前面墙上的影子。因此,确信这些影子就是一切,此外什么也没有。我们一旦没有了手机、网络、电视,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惶惑不安,就像只有在洞穴里我们才能有安全感。长期的囚禁会让我们丧失分析和判断能力,一旦当把我们解放出来,并让我们看清背后的火把和木偶,我们中大多数反而不知所措而宁愿继续待在原来的状态,有些甚至会将自己的迷惑迁怒于那些向他们揭露真相的人。这是多么可悲的一种状况啊!
然而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还是有少数人能够接受真相,这些人认识到先前所见的一切不过是木偶的影子,毅然走出洞穴,奔向自由。刚走出洞穴的这些人不禁头晕眼花,开始,他们不敢直接正眼看光明的世界,渐渐地,他们可以直接看、仔细看清阳光下的一些,最后,他们甚至可以直接看清阳光的源头——太阳。作为新闻系的学生,未来很有可能从事媒体工作的人,我希望自
己能成为走出洞穴的人们中的一员。
该书的封面是一幅发人深省的插图: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电视节目,然而,原本很和谐温馨的画面却让人脊梁骨发凉——这四个人都是没有头脑的!这画面让我想起书里最后一句话所警告的: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波兹曼在书的最后提出了改变“娱乐至死”的状况的方法,那就是我们的教育和学校。我们的教育和学校要帮助年轻人解读文化中的象征,帮助他们学会疏远某些信息形式。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教育让我们跟一般的受众不同,我们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头脑在泛滥的信息里寻找真理和真相,而不是一味地沉溺在感官的娱乐里。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尼尔·波兹曼
当人们密切关注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的时候,在欢笑与兴奋的背后,人们忽略了赫胥黎的关于人类社会更为恐惧的预言,他说人们是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很多人会对这样的宣判不以为然,因为大多数人感到现在的我们是幸福的,生活是很迅捷与便利的,我们可以坐在家里遨游世界,我们的大脑可以更快地被四面八方的消息填充,我们可以实现“坐一隅而观天下”的绝妙优势。然而,我们都不知道,正是这汪洋如海的信息,我们会变得被动和自私。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必须感谢尼尔·波兹曼——这位伟大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是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甘于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经验精华着书成册,他用自己谦虚的智慧试图警醒我们,我们的投入与沉浸已经超乎了本该有的限度。
马歇尔·麦克卢汉有一句著名的话语:“媒介即信息。”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把握了传播的把柄,就会把握传播信息的主动权。不过,波兹曼有着更为深入的认识——媒介即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者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媒介更像是一种慢性毒药,它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对其产生依赖,当完全上瘾后,你明知痛苦与自由的丧失,但却无法采取任何措施进行补救,因为它已深入你的灵魂和骨髓。
在环保观念蔓延的社会里,或许有人对过多的纸张性产品的出现不屑一顾,高打着“节约资源”的口号将目光投向更多的电视与网络媒介。印刷机生产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的溢出来,电视产生的垃圾无足轻重。不过,我现在必须做一下观念的调整,从客观上,我们看到了印刷机排放的垃圾,更可悲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着思想和灵魂的垃圾污染与侵蚀。从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多多借鉴以前的社会形态模式,印刷统治下的美国所造就的印刷统治下的思想是多么的富有时代造就力和认识力。路易斯·芒福德写道:“印刷书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们从现时现地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铅字比实际发生的事实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将渐渐地成为虚无。所谓学习就是书本的学习。”这是一个阅读蔚然成风的时代。所以,18世纪中期,报纸数量大增,詹姆士·富兰克林也在《纽约时报》上庆祝自己和其他报纸的成功:这是事实,报纸是知识的源泉,是现代人每一次对话的灵感来源。所以,聆听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时,听众可以津津有味地听取7个小时而不露厌烦之色,他们的演讲充满着浓郁的书卷气,那种强烈的共鸣感使人们看到用耳朵加工复杂的信息产生令人叹服的力量。
当信息发展到用电视和网络进行传播时,我们更多的是在追求什么?紧跟时代的步伐,我们被流行语占据。张柏芝、周迅等一线明星的照片出现在阴间结婚证上,她们被“冥婚”了;一位激进的言论者韩寒因为发表过多的被政府认为不当之辞,博客文章几番被“和谐”;还有人被审判……所以,我也紧跟时代这样说,信息的浪潮中,我们真真正正地被“娱乐”了。
波兹曼谈论到的娱乐媒介都是以电视作为依托的,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网络并没有像电视成为如此普及的事物。但是,这两者的信息传播都是相通的,电视的隐性娱乐化存在也是网络的一种折射。
塔夫脱,美国第27届总统,体重200磅,满脸赘肉,或许他应庆幸自己生长在那个年代而成为领导人。如果是现在,他若能成为总统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更多的人关注的会是那些体型匀称,富有魅力的家伙。
现在,即使是最优秀的政治家也要在提高自己的演讲水平时更醉心于表现自己的最佳形象,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好一点呢?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形象讨人喜欢,那他一定有问题。但是,电视和网络的存在的确损坏了“形象”的'名声,因为在上面,政治家们给观众的并不主要是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政治知识”意味着图像而不是文字,可想而知,当政治这样严肃而理性的东西都要极力去跟图像、脸面挂钩时,其他的非严肃内容得去寻找多么荒诞的形式来娱乐我们的观念。
于是,当《新闻联播》节目依旧以它每年不变的呆板模式出现时,很多人会在晚上7:00的时候避开CCTV—1频道转去看CCTV—3的《动物世界》或是看齐鲁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当各地都在争夺收视率的时候,更多的娱乐节目纷纷出台,主持人东一拉西一扯,南辕北辙的话好像说的句句是味,谁的造型雷人,谁更能吸引眼球。再者,一堆堆的娱乐节目层出不穷,可是最后归类,换汤不换药的东西,有时候觉得那些人也真是辛苦,想要娱乐他人先要踏踏实实、彻彻底底地娱乐掉自己。
有时候,网路和电视是同步的,有时候网络的信息比电视更具有灵活性,鼠标轻轻一点随处就是链接,我们无法去过滤,因为被吸引,所以被埋没。就这样,我们坐在了这些高信息流量的器材面前,任凭他们呼噜呼噜地将东西倾倒给我们的大脑,我们看到了娱乐,感到好笑。那就笑吧,笑声中,头脑就被冲刷了,变得麻木了。
我们更关注赫胥黎的警告,当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后,我们就会面临着文化精神的枯萎,或许有一天我们面临的是笑容这个无形的杀手给我们造就的死亡案例。人们偶尔会感到痛苦,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今天,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再次感谢波兹曼这位老人留给我们的一卷精神财富,当我们在察觉即将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时,就该多找个途径去塑造我们这个物种的本来应有的高等面目,我们应是媒介的主宰,而不是让媒介主宰我们。
就当下文化而言,“娱乐”已赢取我们这个时代“元媒介”的地位。尤其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由印刷机开创并延续经年的所谓“阐释时代”已然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电视及其文化如今既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为此,波兹曼说:“电视在安排我们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而罗兰。巴特则说:“电视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
波兹曼的忧心绝望之至,感人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
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一句警言:“媒介即信息。
事情。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语言无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但这并不是说,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媒介,人们还能够同样方便地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
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
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芒福德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
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如果说电视是某种东西的延续,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19世纪中叶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传统,而不是15 世纪的印刷术。
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
要回答“什么是电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当我们谈论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媒介。
适应娱乐业的发展。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
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就连很多人都讨厌的电视广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悦目的图像常常伴随着令人兴奋的音乐。
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
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
麦当劳的广告里没有可验证的符合逻辑的观点,里面有的是俊男靓女买卖汉堡、享用汉堡的表演,以及他们因为自己的好运而表现出来的狂喜。没有人表达任何意见,只有观众自己从广告的表演中找到某种感觉。你可以喜欢也可以讨厌电视广告,但你无法否认它的威力。
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
因为电视广告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多产的一种公众交流手段,美国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电视广告的哲学。所谓“接受”,是指我们已经把电视广告当作一种普通而合理的话语方式;所谓“哲学”,是指电视广告关于交流的性质已经形成了与其他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字)相左的独特观点。
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电视业的业内人士比尔·莫耶斯的话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担心我的这个行业??推波助澜地会使这个时代成为充满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
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但是,图像和瞬间即逝的新闻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镜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它无法告诉我们昨天的情况。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
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格布纳写道:
自由不是靠关掉电视实现的。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会关掉电视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直接从电视得到某种信息,我们也会通过其他人得到。
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
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
《娱乐至死》是我读的尼尔波兹曼的第二部作品,上一部是《童年的消逝》。两部作品都旗帜鲜明地对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做了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批评。作者大力宣扬印刷媒介将人类带入理性、文明的时代,而电子媒介尽管在技术上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但给予人们更多的是享受、娱乐,使人们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言,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几十年过去了,尼尔波兹曼的预言发展如何呢?《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想告诉读者的是赫胥黎的预言,即毁掉我们的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而非奥威尔的预言,即极权压迫。(时间有限,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未读),为此我特地读了下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即另外一种预言。读罢,冒一身冷汗。尽管中国现在民主法治逐渐步入轨道,奥威尔的预言似乎与我们再无瓜葛。但是,回头看看历史,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纳粹时代的德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其吻合的展现了奥威尔笔下的世界;放眼当下世界,刚刚垮台的卡扎菲政权、持续遭受军政府统治的缅甸、屡屡挑衅国际法而不知悔改的北朝鲜等均经历过或正在水深火热的极权压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兹曼笔下的`美国,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持续享受着相对自由的政治、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福利。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似乎从奥威尔的笔下一步步走到了波兹曼的笔下,改革开放是转折点,尽管随之而来一些先前没有的问题,如贫富差距等,但瑕不掩瑜,即问题掩盖不了历史的巨轮向前推进产生的辉煌,最终也不会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
波兹曼认为电视的娱乐性会把人类从理性的公民变成不再思考的傻瓜,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受众的智商和情商。即使电视如波兹曼所说,“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此种情况下娱乐是仅仅是手段,而手段可以大于内容对观众产生影响力。由此看出,波兹曼是“魔弹论”的忠实信徒和发扬者,他忠实的相信电视以娱乐手段作用于观众的强大力量,并且不限内容,只须有一种娱乐手段就能产生出枪弹射入身体的效果。要达到波兹曼所说的效果,观众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电视成为唯一接触外界事物的媒介;电视说什么就信什么;只看电视而不再进行人际沟通;分不清电视里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限等。显然,电视环境下长大成人的美国人依然有众多好手考上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名校,而且他们取得的成就丝毫不比前人(即生活在电子媒体出现前的人)差。
由此可见,电视没有阻止精英的辉煌。 波兹曼号称印刷时代的人多么具有理性的光辉、思辨的能力,但史上种种丧失理性的群体暴力事件均出现在印刷时代或以印刷为主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德国法西斯、文革等,电视的流行是人们变得不再思索、感情用事,但却再无此类破坏巨大的事件。当然这其间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印刷和电子的差异导致,我在这里只是想说明电视也好,报纸也好,均是一种媒介,对人的思想、行为并不起关键的支配作用。技术是为人服务的,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技术,而非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人。“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我同意技术存在隐喻,但揭示隐喻的是人,而且人在隐喻起作用的过程中扮演决定性角色。所以,比起尼尔波兹曼,“魔弹论”观点的代表者夸大其词的能力显然略逊一筹。
人有追求快乐的权利,而人活着的最终目的也无非就是不断追求更大的快乐。同时,人与人之间又是差异化的,即对快乐各有各的定义和理解。政客争权,商人逐利,学者求真,都是对快乐的向往。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衣食无忧、家庭和睦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他们对于政治常常不抱太大兴趣。波兹曼认为电视将政治娱乐化,一个选民同时又是电视观众的话,恐怕很难做出理性的选择,只能浪费手中的选票,最终丧失政治话语权。按照波兹曼的观点,如果选民不是一个电视观众,而是一个崇尚阅读的人,他必将在选举中做出理性的选择,选出合适的公职人员。我完全同意比起视听元素文字有助于培养理性思维的观点,但是这一点在政治上不灵。人类历史发展表明,精英统治平民、平民有所制约是目前最为合理、有利的政权组织形式,如果二者角色对调,往往引起轩然大波和社会不安。相比较,精英是理智的,平民在这方面较为欠缺,如果平民通过学习开始变得理智,那他会逐渐向精英阶层流动,或者推翻现有的精英阶层,自己掌权。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而广大平民并不具备这样的特质,而他们也没有必要具备。因此,波兹曼无需为他们担心,政治是复杂的游戏,平民多是看客,而看客只需带着眼睛和好心情就行。尼尔波兹曼担心的是统治阶级以以娱乐麻痹民众,这样的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比起历史,如今可以娱乐政治是社会开放和民主风气的表现,是历史的进步。文明不是一步到位的,循序渐进才有章可循。
在看书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不敢苟同的观点,如对麦克卢汉的盲信,电视“信息—行动比”极低,电视取代教室的功能等。有趣的是,对于一些作者引用的观点,我却极为推崇。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中小学教育不用再说,一切为了分数。高校的学生不再苦恼于分数,但毕业时找工作、考研的种种心态和动作极其吻合了西塞罗的说法。约翰杜威在《经验和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这个观点主要是有感于自己的考研过程和过年回家遇见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侄子贪玩、不爱学习。一段时间积极努力的自主学习,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受益终身。如果小孩从小就缺乏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将来恐怕很难在学业上走得更远。在中学时代,所谓“差生”不如“优等生”的地方不在于小学那点皮毛知识,而在于多年来养成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它们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学,有可能是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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