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整理（通用23篇）
导语：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用近乎平淡的笔触分析一个皇朝从兴盛走向衰颓的原因，而这些平淡的叙述自有力量，他淡然勾勒出的人生困境，即便是对历史学不感兴趣的读者，也心有戚戚焉。以下是小编整理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的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1255年前，有一个王朝的叫做唐，有一个皇帝叫做唐玄宗李隆基，有一个矮胖子叫做安禄山。而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彻底的改变了唐朝的命运，曾经繁荣的唐朝从此陷入衰弱。这个年份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被载入史册。
424年前，有一个王朝叫做明，有一个皇帝叫做明神宗朱翊钧，有一个神秘的年份叫做万历十五年（1587年），这个年份也是历史的转折点，被载入史册。
第一件大事：戚继光去世
戚继光，在张居正死后的被调离蓟州前线，前往广州，职务未变。但是那曾经的舞台，曾经的.时代已经不再属于他，他只好回到老家，安度晚年。三十六年前，他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征战，练兵；三十六年后，戚继光重返家乡，妻子王氏弃他而去。曾经征战三十余载，曾经获得无数荣誉的老将军；曾经横扫倭寇、蒙古的老将军，在孤独与凄凉中安然死去，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二月去世，年60，谥号“武毅”。
第二件大事：海瑞去世
海瑞，一代清官，死后仅留下纹银十两，生前倍受同僚攻击、百姓崇拜，不贪污受贿、刚正不阿。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对海瑞的评价：“老师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在张居正死后，应诏前后担任右佥都御史、南京吏部侍郎，与万历十五年（1587年）死在任上，年享73。
第三件大事：万历皇帝彻底改变了
曾经一贯勤奋的万历皇帝突然变了，不上朝、不愿意接见大臣，此时朝廷的内争是十分严重。张居正死了，朝廷便像是无人看管的一盘散沙，弹劾奏章不断，各党相争。
世间已无张居正，虽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仍然在执行，但是已经无人能控制朝政了。所有的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官位、自己的利益不断努力着。
在这样一个时代，当首辅是困难的，必须面对众官员的反对，必须赢得皇帝的赞同，必须付出时间与精力……这些限制着无数首辅们。张居正排除异己、争夺权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他对明朝是有巨大贡献的，他开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作者黄仁宇也是在书中表达出了对张居正的推崇，作者在书中这样说道：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况，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这本书中主要以人物为主线，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作者主要突出的介绍了当首辅的困难与当皇帝的烦恼，作者在书的末端这样说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是的，大明王朝正在走向没落，没有张居正，或许大明会早多少年灭亡。一切都是未知数啊！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aYearof NoSignificance，直译成汉语也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年”，这是常常被史学家所忽略的一年，作者却将这一被人早已忽略的一年写出了万历十五年的风采！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老师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老师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老师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老师”，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黄仁宇老师写史手法特别，《万历十五年》截取了历史的一个剖面，让时间停留在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为中心，从描写一个皇帝和五位官员入手，即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李贽，抽丝剥茧，梳理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史为鉴，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在此，我只想谈谈让我感触较多的两位人物，万历皇帝和戚继光。
万历皇帝朱翊钧。聪明敏感，早熟，初欲励精图治，后日形消极。1572年9岁登基，1620年御宇48年后离开人间。
万历即位的前十年，在首辅张居正的辅佐下，明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承平日久，府库随之日见充实，实现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1582年7月，张居正病逝，万历18岁，他决心破除对外的柔弱印象，励精图治，但恰在此时，他观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戏里的国君慨叹地唱着“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时，聪明敏感的他似乎意识到即位十年，自己只是首辅张居正的傀儡，而并非大权独揽的君主，于是从否定张居正提倡的全国耕地丈量开始，揭开反张运动序幕。经张居正事件后，万历对一切都持怀疑的态度。
倒张之后，万历发现自己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自己贵为天子，只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身为皇帝，万历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万历以自己的聪明，意识到自己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受制于廷臣，文官集团才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在即位的日子，不断的应付许多重复事件和不变的礼仪。
在与文官集团抗衡的过程中，万历是孤立无援的，幸而在感情生活中有心心相印的郑氏陪伴，但因文官们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悒郁寡欢，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万历竟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且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再也不愿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不再出席法定礼仪；不派人递补出缺的高级职位；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决定，一个官员出任什么官职，竟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
万历，这个孤独的君主，在认清现实后，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又不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他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以老子所谓的“无为”消极抵抗。
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却生逢重文轻武的朝代，在不能改变环境的情况下适应环境，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一酬壮志，在清算张居正运动中作为前首辅党羽被参劾，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寂寞和凄凉，后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明朝历史上除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在这种制度和风气影响下，“军户”征兵、军事补给制度严重落后，兵源不足、补给不足、装备落后，“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对于将领的选拔，则认为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后虽有武试，但又重在刀枪弓马是否娴熟，笔试只求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武备继续废驰，军事组织不断衰退。直至16世纪中叶，倭寇以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屡次入侵且长驱直入，文官集团才惊觉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但思变的结果仍只在于选择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的高级将领，而非改革落后的军事制度。
在种种落后的情况下，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世人称为“戚家军”；确立了铁一般的军法，即集体负责的“连坐法”；战术上注重协同配合，研习“鸳鸯阵”。终其一生，戚继光以鸳鸯阵法作为主要战术，这并非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他深知以一己之力难以触动整个国家体制。戚继光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曾经提出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但这些有益的建议因涉及军事制度改革而及于政治未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戚继光选择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戚继光的军事天才囿于现实并未得到完全发挥，但他接受现实，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一切只为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保家卫国。“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
人的一生，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理想的实现，除个人的努力外，还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外因，就算贵为帝王将相，胸中宏愿也有得不到现实回应的时候。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退一步不失为一种良策，与其抱怨，不如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不断向自己的目标靠近。
不是所有的出行都是行装齐备，不是所有的坚持都值得称颂，有的妥协同样值得敬仰，当然这得看动机和目的，譬如万历皇帝的妥协，可悲可叹！戚继光的妥协，可敬可佩！
记得上大学时“国学”兴盛，有一次在图书馆无意中翻到《万历十五年》时就被它深深吸引。作者借万历十五年这发生的看似琐碎的事情作为线索展开叙述，全面展示了明代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个人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中国几乎停滞不前，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游牧民族的节奏，明王朝已走到沉没的边缘，落日余辉，败落已经是无可逆转的事了。
作者选择的人物很具代表性，他们看起来都认识到了帝国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出现的问题，也曾满腔热情试图扭转帝国的命运。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传统，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集体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全书第一章从皇帝自小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和聪颖好学写起，他却最终清算了自己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一切祖训和旧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能决定国家的方向。第二章，继任首辅申时行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劝和，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这种过于保守的施政策略使国家发展陷于停滞。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互不相让，在认识到无法实现个人意志后，对朝廷官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作者认为，封建王朝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明朝晚期的症结所在，这正是大明王朝乃至所有的封建王朝晚期需要改革的地方。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官僚组织松散，导致国家实力空虚，而微薄的薪水又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文官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读完全书，有种深深的压抑感，我唯一得到的结论是：精神解放重于一切，革新才能引导潮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今天，国家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政治改革、医疗教育、廉政建设等等，有人得过且过，有人按部就班，有人在扯淡，正如他说“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十八大号召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理念，求真务实，勤俭节约，不说空话，励志创新，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下，重塑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又不是西方简单照搬，而是一个自信自强开放创新的新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不断改革中，产生于对民生问题的不断解决中，或许，这就是实现“中国梦”的努力方向。
从小，我就对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古代史。通过文字记载，你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古今的差距。但有一样东西是贯穿古今中外的，就是人的智慧。古代有令人惊叹不已的各种手工艺，现代有叹为观止的高新技术，这都是人的智慧的结晶。而人的智慧也体现在治国理政上，尤其是帝王。“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一句话就很明显地道出了历史的重要性。
黄仁宇老师是我上大学后，在老师的推荐书目中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在我看来，《万历十五年》其实并不算是专业的历史书籍，只不过是引导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去认识历史，向世人普及历史。对一般人而言，接触的历史就局限于初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印象就仅仅定位于教科书的描述，如戚继光=民族英雄。除了从事历史相关专业的人以外，一般人都不会去了解历史背后的点点滴滴。因此，大部分人对历史的认知是片面的、呆板的。即使我也喜欢历史，但曾经的我也是这样。
在还没看这本书之前，我对万历皇帝的印象就是明朝的荒唐皇帝，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万历皇帝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由于嘉靖皇帝的荒唐事，万历皇帝的母亲和首辅张居正从小就用儒家的道理来教导他，要求十分严格。例如万历皇帝很喜欢写大字，而且年幼时就能写得很好。可正是由于这样，首辅张居正并没有表扬他，反而剥夺了他写大字的时间，认为是浪费时间，改学四书五经。在我看来，一个孩子能把大字写得很好就很不错的了，是值得称赞的。可万历皇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被剥夺了写大字的爱好。可以说万历皇帝的童年时很艰苦的，没有一点乐趣可言。欲带皇冠，必承其重。也许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身为人君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万历皇帝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作为一个人的需求，他也渴望玩耍、表扬。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荒唐与童年长期的压抑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现代的教育比较注重鼓励孩子，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
而万历皇帝登基后，在位初之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这些都是万历皇帝的功绩，但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印象中的万历皇帝都只是一个荒唐皇帝而已。因为万历皇帝的执政后期，常常沉迷酒色，荒于政事，致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而为什么万历皇帝会突然变得如此荒唐呢？这又不得不提他的太傅张居正了。张居正生前的名声很好，万历皇帝也很信任他。由于改革，张居正得罪了很多人，在他死后，很多他的政敌开始攻击他。起初，万历皇帝还是很信任自己的老师的，维护张居正。但张居正本人在改革期间，由于过于自信和心急，有些手段不太光明磊落，并不符合他臣子的身份。而且张居正并不是清廉的人，他经常收受手下的“孝敬”。也许在张居正看来，自己位高权重，一心一意辅助皇帝，底下的官员的“孝敬”是应当的，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在张居正逝世后，他的这些过错就被他的政敌利用。当他的这些行为被曝光后，万历皇帝觉得自己被骗了，在他心中太傅是忠诚的、清廉的，可事实却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这与他一直受到的儒家教育并不一样。至此，万历皇帝终于了解到儒家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本质了。万历皇帝的信仰崩塌了，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万历皇帝后期变得如此荒唐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除了张居正的形象让我震惊之外，还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戚继光的确很有才能，也识时务，所以曾经也位高权重。但由于他是张居正提拔的，所以在张居正被清算后，他也被弃用了。这不得不说很可惜，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可让我大跌眼镜的是，戚继光也不是一个廉洁的臣子。可能在世人看来，他的功劳远超他的过错吧。
张居正之后的首辅是申时行，一个致力于平衡文武官与皇帝的冲突的忠诚的`大臣。他一直深信着万历皇帝会改过自新的，万历皇帝小小的为君之举也会让他欣慰不已。
明代的皇帝，除了世人比较熟悉的朱元璋和朱棣以外，其他的了解的并不算多。对于明朝，总体的印象就是皇帝比较荒唐，宦官比较势大。看了这本书后，我对历史人物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无论是哪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除了官方定位，也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他们并不是教科书上描写的那么不堪，或那么完美，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历史巨轮下的拼搏者。
“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这是《万历十五年》第一章第一段的最后一句。没错，万历十五年的的确确是没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多历史大事件都是平常的一点一滴推动而成的。当今的教育体系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都在尝试着改革，慢慢推动着我们的教育向前发展。只要我们都努力拼搏，我们的教育也必将越来越完善。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特色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己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老师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1587年，在近三百年的大明历史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只是历史长河流淌的一瞬，它没有1368年开国的波澜壮阔，也没有1644年国破的哀伤，这一年，万历发现他不管怎样都难斗过手下的文官集团，他开始消极怠工了；这一年，是张居正去世后的第五个年头；这一年一代名将戚继光走了，随后不久一个奇人海瑞也跟他去了，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死几个人是极其平常的，然而这个普通的一年却是整个大明王朝走向死亡的转折点。明朝在我整个历史上是极其重视考试的一个王朝，考取功名是万千学子为其奋斗一生的路，文治在这个朝代发展到了极盛，而这个极盛的点，又让万历碰到了，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发展，从嘉靖后期，经过了徐介，高拱，张居正的历位首辅不懈努力，在皇权与文官的拔河比赛中，皇帝终于发现，他已经再也没有取胜的可能了，文官集团成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这一年，世上已经没有了张居正，到这一年，经过对他的反倒清算，他的幕僚已经清算的差不多了，万历从小时候像神一样敬畏这个老师，到认为他是玩弄权力的大奸，对已经去世的他投去了最大的愤恨，然而到这一年，万历终于明白，他满以为那些大臣的对张居正的反倒清算是为了大明的礼仪，大明的前途而努力的，原来所有的礼仪道德全是空的，他们也只是为了权力，没有了张居正对他的限制，这些大臣对他的限制更厉害了，所有的斗争无非是披着道德的外衣而为获得权与力的斗争，于是万历失望了。
这一年，所向披靡，无敌于战场的戚继光去世了，横行战场四十载，打的倭寇闻风丧胆，吓得蒙古骑兵十几年，不敢犯境的战魂消失了，他享有作为军人的最高荣誉，然而这样一位将领却是，孤独的！看到自己的上司俞大猷及下属的不幸结局，他迷茫了，他是一个战争的强者，然而面对着文官集团的统治，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武将在文官眼中终究只是一群不懂礼法的匹夫，文官集团希望通过道德的`控制使天下太平，如果不能则就是丢脸的事情，那么好战的武将必定不会得到他们的青睐！戚继光费尽心机的找到了张居正这个后台，给张居正送美女以来保安稳，对官员大肆宴请，送礼走动，对于一个武将来说，算是极其悲哀的事情，他只是懂得一个法则，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只有留着性命，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而，对于海瑞这个奇怪的人，却似乎永远不懂这一点。海瑞是一个精神的领袖，在道德的这块土地上，他无疑站在了制高点，他绝对的洁身自好，绝对的不贪一文，然而这样的一个人却是无用的，这位对于官员来说是“海阎王”，对于百姓来说是“海青天”的人，无论对与谁来说，都会承认他是道德的楷模，在精神的领域无不佩服，他把嘉靖骂的暴跳如雷，他骂满朝文武皆服人也，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他能得到什么呢，毫无疑问的是打击，一再的打击，不要说在当时的官场他混不下去，就是到一千四百多年的今天官场他任然混不下去，因为它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性。海瑞是个好人，然而这个好人却没什么用，因为他脱离了物质的承载限度。
人都会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我们可以到处标榜的礼义廉耻的道德，“阴”的一面就是我们想获得的私利，“阳”与“阴”的关系相辅相成，道德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如果当把道德升的越来越高，物质降的越来越低的时候，那么也就违背了人性，必然构造出一堆道貌岸然的人。大明王朝是一个基本上完全靠道德的约束维持统治的朝代，所有的法制完全要给道德让路，所有评判的标准不是，是不是违法，而是是不是合乎礼仪，当这套制度发展的顶端的结局，必然是造成一滩死水的和气，有人扔个石头，波澜一起，一切也就要开始烟消云散了。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我还太年少，从这纸业中厚重的历史，只窥得一些野心，闻得一些感慨，也有了一些见解，今与诸君一谈。
纵观万历年间，其实有许多想不明道不清的事，为何万历皇帝前十五年兢兢业业，后期却废于朝政？为何一代首辅张居正有权衡阴阳之术，却在死后身败名裂？为何向来宽厚的申时行，却被迫乞骸骨？有太多太多的谜团可以在黄仁宇老师的著作中得以解释。
黄仁宇老师在本书中提到了人有阴阳两面，于万历皇帝而言，阳面在他创业伊始最为凸显，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祭天地，祭庙祖，庆元旦，赏端午，他接见外国使臣和谢职对修著有功勋的官员，毛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中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然而于阴的一面，身为皇帝，他不能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能立自己心爱女人郑氏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出去游玩，他只能通过不上朝尽量不与官员往来这种消极的行动做最后的挣扎，这是他无声的呐喊，也是他最后的反抗。他的一生对阴阳失衡的问题都没有做出解答。而于首府张居正，阴阳对比则更为明显。于炀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没不香了，长须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横分明，他的心智完全和仪表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颇合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然余音一面全清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则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
我先是很不解，我知道人有多面。一面，可是人可受到他人的尊敬和崇拜。另一面就很不堪，甚至自己都难以直视。其实权衡这两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自己的信念。就像万历皇帝一般身在儒家的思想熏陶中，方可置身于朝堂，而不注重于后宫之事。倘所有朝堂之人，都视朱子为信仰，万众一心，那明朝末期就不会那般的颓坏。政策的实施实施后的成败，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勿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人不过是空中阁楼。
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小事虽并未酿成大灾，但正是这些表面看起来似细枝末节、容易被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实际上却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如此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道德，作者黄仁宇在书中的《自序》里写到：“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缺乏灵活有效地法律规则，社会运作完全依靠所谓的道德掌控。同时在统治者的有意引导下，君主乃至百姓人人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
甚至直到今天这一道德准则仍随着生命的延续而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根深蒂固。从好的一面讲，这根深蒂固的道德准则是中国人的精神所在，灵魂所在，能让其他企图欺辱我们国家的人感到钦佩。从坏的一面讲，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习惯了在微博微信上随意发表自己的言论，不了解事物的本质就妄下断言，出言伤人，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绑架。
当今社会道德绑架的事件层出不穷，例如因《战狼2》票房大卖有人叫嚣让吴京捐一个亿、公交车上因年轻人没有让座而对年轻人拳打脚踢的大爷大妈等等。我个人认为所有未经思虑与深究的谴责行为都是道德绑架，换位思考与了解事实后再表达也不迟。以道德约束自身，为圣贤。以道德约束天下，为贼寇。希望现如今的人们莫被道德绑架，也莫绑架他人。《明朝那些事儿》中说：“所谓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先变成粪，再变成土。”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朝代更替，时光飞逝，虽世殊事异，终要以史为鉴。亦如李莉所言：“把对历史的叩问变成现实道路的厘清？迷雾般的历史就会拨云见日，现实的长河中就会顺风远航。”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老师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也是他的代表作。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作者认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揭示出了明朝虽然当时国力强盛，但已经开始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原因。
有评论说：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
通读下来，戚继光给我的印象最深。后来又读了有关戚继光的其它史料，感觉戚继光虽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但他也并非刚正不阿，也惧内，也和当朝首辅张居正拉关系。总之，人无完人。英雄也是一个平常的人。
历史是一面铜镜，但遗憾的是，历史在不断地重演着，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万历十五年》历史小说由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的黄仁宇老师所著，是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感受的作品。今读之，犹如前人所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万历十五年》记录了公元1587年前后历史事件的枝端小节，敏感而准确的定义，全书看似以六个人物的视角展开，以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分为七个章节，大如抗倭，小如妃嫔斗争的历史事件，各事件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均为历史的重点。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创作开辟了新天地。
《万历十五年》从表面上看是写人物事件，实则讲的是成熟的文官集团给大明王朝带来的影响，上至万历皇帝、首辅，下至武将、思想家，都不能摆脱文官集团的控制。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是凌驾于皇帝之上的`主宰者，统治者。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德为说辞，作为工具，操纵国家，形成了一个以道德实现统治目的国家。而国家缺乏真正意义的法律，大明帝国只不过是个空壳而已。文官集团具有阴阳二面性。“阴”是官员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嚢，以此谋取个人益，“阳”是官员多少怀有忠信仁义理念，能够在关键时刻舍身取义，也就是官员的大义与私心形成的阳与阴的二个方面。
大明王朝走向没落，并非没有人才，并非他们不努力。宋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并非一开始就是昏君。“万历中兴”、“万历三大征”，都是万历年间的大事件。并且万历居帝位48年，是大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从公元1572年即帝位，一度勤政上进，支持张居正改革，具有千古明君潜质。中后期受制于文官集团才选择了消极逃避，疏于政务，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由立储事件可以看出皇帝宽容柔弱的性格，在面对文官系统牵制时竟无还手之力。被后人称为“千古一相”的大学士张居正，自担内阁首辅以来，以铁手腕建章立制，大胆进行改革，压制文官“阴”的释放，短期内取得了震慑效果。他的具体做法是: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用贤能，对蒙采取安抚睦邻政策；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统一役法--摊丁入亩；田租征银，官收官解；治理黄河，效果显著。由改革发展，太仓积粮可用10年，国库钱财400多万。国家空前一片繁荣。这就是“万历中兴”。张居正几乎以一人之力挽大明于既倒，成功为朱家王朝续命数十年。但权谋只是改革强国的工具，张居正终因树敌太多，死后受到了天子和文官集团的清算。大明王朝失去了复兴的唯一可能性。而继任首辅申时行奉行折衷主义，左右逢源，调和阴阳矛盾，以超级和事佬姿态做事，这种老好人，并未能改变文官的阴阳性，只是为自己的明哲保身。而南京都察院御使海瑞可谓大美的人格，最美的逆行。他倡议恢复开国重典之制，改革田赋制度，实行井田制。限制豪绅地主兼并土地，并致力还田于民。试图来挽救腐败的大明帝国，刚直迂腐，不畏权贵，连前首辅徐阶也不放过。贪贵污吏们纷纷改漆黑大门以掩盖朱门之豪奢。海瑞罢官抗逆在民间后世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可称为反腐英雄。被百姓称颂的“海青天”死后银两不过十两，薄田不过四十亩，与当朝二品大员的身份格格不入，可见其清廉之至。
明朝后期重文轻武，戚继光是帝国最后的荣光。他不仅是军事家中的政治家，又是政治家中的军事家。一个真正肩扛国家之命运，毅然决然奋力前行的人。他发明火器，改进作战装备，在福建东南沿海抗倭，训练明长城守军，戚家军战功卓著，声名天下，令敌人闻风丧胆。有力的捍卫了国家尊严。晚明还出现了一位思想启蒙运动开创者，他就是前云南姚安知府李贽。他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在文学方面，他提出“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主张创作“绝假还真”，反对历史保守主义，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倡导“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他无情地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由此可发现，大明帝国不缺人才，是儒教误国，腐朽的官僚制度是罪魁祸首。重道德轻法制，重礼仪轻细节，重人事轻制度，不能为国家选拔人才，系统无法革新和修复，不能发现消极，及时更正，不能批评和自己批评，造成国家走向衰亡的结局。可见是否有完善的制度，有效的立法司法体系，关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万历十五年》前后发生的史实，读完后令人掩卷深思。在僵化腐朽的管僚制度下，文官系统口口声声的道德下，道德只适用于能够自己约束的群体，所谓的封建道德体制下，被主宰者悲哀的命运，对每个人都适用。打破道德的桎梏，重视礼仪，选拔人才，选贤任能，并用健全的法制规范整个国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能不断革故鼎新，才能形良性循环发展。当年万历皇帝心怀虔城步行二十里到天坛祈雨，不也令上下人心激昂，万民归心吗？通过考试为国家选拔优秀的人才，在好的体制下，多年寒窗苦读选出的才子，无不感念皇恩浩荡，为国尽忠效力。有了人才，上下一心，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又怎会有后金在东北虎视耽耽，迅速崛起呢？
我们读到书中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看来似乎是万历年间某一年份的史实，其实是浓缩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史，思想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西汉文学家贾谊说:“鄙谚语:“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阅史可以知今，发现当前社会现象其蝴蝶效应的源头。减少工作决策失误，少走弯路，对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史学界地位颇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样诉说着单一历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现代口吻调侃过去，它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看似平淡历史年份为支撑点，从各色人物悲剧结局，梳理当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会没落的制度、体制原因。曾经平面的历史人物，通过阅读此书之后变得立体而丰满：阅读之前，我以为万历不过是个懒惰至极的昏君，但纵观全书后，我懂得万历消极怠工的背后有他皇权与礼教抗争的无奈；阅读之前，张居正被视为雄心满怀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也有着与整个文官集团不合时宜的矛盾；阅读之前，我以为首辅申时行不过是个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通过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权衡；阅读之前，我以为海瑞是位模范的“青天大老爷”，但剥去个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愤青般的悲哀……
中华五千年文明，儒家孔孟，道家庄老，为何到沦落至今却成为余秋雨口中的“无信仰、无道德、无感恩”国人素质？也许，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拨开历史迷雾给了我们一个解释，历朝历代，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来统治全国。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仿佛海瑞，成为了文官集团的标签，每个人仰望着他，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着纸笔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大量史籍的中国人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历史的启迪，读史以明志，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走礼与法的脱节，体制与道德相脱离的老路，值得探究与考量。从微观说，确立“法”的思想、树立“法治”观念，摆脱人情因素或许是公务员工作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老师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老师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老师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己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己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黄仁宇老师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万历皇帝生活在一个十分复杂的时代，那个时代既有象沈士行那样的能臣，也有象严嵩那样的奸佞小人。有人说：万历一朝是明朝盛与衰的转折点。而我读了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后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感悟
万历是个聪明人，他明白，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碌碌无为的昏君，明朝的衰败已经无可挽回，而且，在封建官僚制度中，他的想法根本无法实施，于是，他彻底绝望了。他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沈士行，在他的世界里，只有郑贵妃能够了解他。可他在位40年，在这四十年中，中国渡过了一段极为黑暗的时期，这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其实，我觉得，即便万历皇帝知道了这些也不应该对朝政放弃不管。因为他的使命就是做一个好皇帝，那样即便明朝后来灭亡了，后世的人也不会怪罪他，因为封建官僚制度是一定会灭亡的。其实，万历皇帝本来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只不过没了张居正，有了郑贵妃，万历皇帝就整天与郑贵妃享乐，几十年都不上朝，万历皇帝就完全堕落了。
《万历十五年》一书使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历史。
只能说粗略看了看这本书，并且发表了一些浅显略显幼稚的言论。
这不是正史，作者在写本书时带上了很多自己的.观点，但有时候可以帮助我解读一下人物。
其实我对万历没有太大的情绪，我总觉得他也是小孩子气，想以一己之力动天下，后来发现哪怕是皇帝也是很难做到的。在看清楚自己的无能无力和渺小之后，他选择了放弃，他并不属于越战越勇的人。按理来说，张居正教出来的学生并不会太差，我就想说到底是被压抑了多少怨恨，才能在张死后由着百官一起清算他。
所以我想，所谓“严师出高徒”，有时候也并不一定是准确的吧。唉。不想多说什么啦，身为上帝视角，只能说身在这个时代的人，身不由己，尽力做点为国为民的事也不容易，可悲，可叹。蚍蜉怎能撼大树？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而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题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己亥年腊月，读得《万历十五年》间春花秋月，今之视昔，悲夫！斟酌许久，思春秋何以变，量文明何兴衰？感慨系之矣，故列作此文，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看秋月春风，知仓廪实而知礼节，明历古之变。忆往昔品唐诗之高雅，览盛唐之风采。前有“车如流水马如龙”之盛景，后有“八荒来拜，万国来朝”之繁华，礼仪之邦威名远扬，泱泱华夏震慑八方。何以得？秦王玄武变，中原尚贫瘠，贞观数十年，旧貌换新颜。“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黎民百姓知礼仪、识礼节、心胸阔、大体成。是因李世民深知“船能载舟，亦能覆舟，”勤俭节约，发展民生，兢兢业业，轻徭役少赋税，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乐得其所。据悉贞观年间，路无冻死鬼，九州无豺狼。以史为鉴，仓廪实而知礼节，历古文明方能一日千里。
看秋月春风，知衣食足而知荣辱，明历古之变。纵横明朝百余年，第一才子杨慎连中三元，成为大明王朝绝无仅有之奇才。叹世宗，流连风月辱忠贞，惜杨慎，流放云南苦难言。毕生蒙辱意难平，一叶扁舟，一顶草帽，墨笔落下，一生再未归朝廷。在锦绣河山间放浪形骸，于前朝书海间苦心孤诣。多年以后，白发老人安然入土，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为文明画上瑰丽一笔。柴米油盐的衣食饱暖成为生活基本后，人方能思荣辱。因为知耻而后勇，所以文明得以在秋月春风中变迁不止。卧薪尝胆十余年，不忘一介忠臣夏言惨遭奸人陷害致死之耻，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徐阶，风风雨雨忍耐严蒿的折辱，最终斗垮严党，惩恶扬善，清平天下。虽说“江东才子今犹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然而江东霸王不堪汉高祖四面楚歌之入辱，乌江自刎，留下千古绝唱。屈原发配吟泽畔时低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愤恨“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半生忠君恋阙，心系国家，不甘亡国之耻，于是纵身一跃，一河碧水为之激荡，千载令名不朽。凡此种种，皆言荣辱，而后荡气回肠，雕镂下千年长河涤荡亦挥之不去的.中华品质！以史为鉴，衣食足而知荣辱，历古文明方能生生不息。
看秋月春风，知上服度而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阅百年满清，基业显赫，却闭关锁国，孤陋寡闻。慈溪专政，宦官外戚，遍布朝野。上不服度，六亲不固，民不聊生，豺狼当道。江山笑，烟雨遥。于是满清摇摇欲坠。亲王腐败，污吏横行，压榨民脂，尸位素食。纲纪松弛，政令不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于是大清王朝匍匐于列强铁蹄之下，覆灭在历史长河中。以史为鉴，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历古文明在刻古与雕今中选择了焕然新生。
看秋月春风，明历古之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今大同盛世，无战火之忧，无贫寒之苦，学而优则仕，不曾闻失路之人。我莘莘学子，幸遇时机，在互联网翻天覆地，科技日新月异之年代，可览古今史册，亲鉴万事得失。更当图学治国，舞慧笔长灵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豪情万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读十五载万历，看尽纵横八万里，上下五千年。呜呼！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历古千年，是非荣辱，文明兴衰，不过如此！
读史可以明古，析古而后观今，我想这就是读历史的一个重要意义。
之前读了《明朝那些事》，甚为震撼，明月老师是一个奇人，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把276年明朝的历史说的生动而不失文学色彩，给我们这些初学中国史的白纸提供了一部经典而传奇的教材。经典的段落很多，我还没有好好的整理，有机会再把这个作业补上。今天要说的，是明朝里的一个年份，或者说很重要又平淡无奇的一年，万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
黄仁宇老师是明史大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很是深刻，所著《万历十五年》为近年来大陆史学领域的畅销书，也是美国大学的教科书。因为黄老师生活在上个世纪，曾经离开祖国有30多年，书中的文言色彩教为浓厚，读起来还是有些晦涩难懂，在封城居家的这段日子里，断断续续的总算是读完了。
如果说《明朝那些事》是276年的明朝历史的古代日记，那么《万历十五年》则是记录并分析明朝由盛转衰的主要历史事件和技术、制度原因。大风起于青蘋之末，正是万历年间那些看似平常而不能再平常的事，才慢慢演化成明帝国的危机，最终导致这个大王朝的灭亡。
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朝制度的弊端，虚幻空洞的德道准则、落后腐朽的农业治国制度和庞大而局限的官僚系统，此乃明朝灭亡的最本质因素。明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全书以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几个主要人物为线索，以当时的史实为论据，详细诉说了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发生在这个古老封建国家的一桩桩用当今眼光感到不可思议的真实故事。纵有挽狂澜之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张居正、治世能臣的申时行、官场清风的海瑞、军事天才的戚继光、思想界努力探索的李贽这些顶级官僚的治理和挽救，但终不能阻止这艘驶向冰山的巨型泰坦尼克，是以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对明朝社会制度和官僚制度分析：
明朝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做掩饰则被认为忠厚和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循的成文条例。
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
明朝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
把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解析：
朱熹在作出结论时，却总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伦理之“理”。这也就是以类似之处代替逻辑。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在现代科学尚未发达的时代，哲学家不可能说明宇宙就是这样，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朱熹和其他哲学家并无区别，既然如此，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一种浪费。
王阳明受过佛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宇宙观也属于一元论。他的所谓“良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于我们常说的良心。但是良知并不能详尽知悉各种事物的形态功用，具有这种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于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对意念作出是非善恶的评判。
他的思想系统中还有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因果关系的重视。这种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推导出了他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识是一种决断，必定引起一种行动。
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是很简单的，人可以立时而且自然地“致自知”，但是不断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难。这和孔子关于“仁”的学说颇为相似；凡人立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时都不违背仁，即在圣贤也不易做到。
我们读王阳明，始终不懂到底什么才是“心学”，我想他的弟子王畿的话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他的入室弟子王畿作出断然的解答：一个人企图致良知，就应当摈绝意念。理由是，人的身体和思想，都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下，等于一种幻影，没有绝对的真实性。所以，意念乃是枝节性的牵缠，良知则是永恒的、不借外力的存在。良知超越于各种性格，它的存在寓于无形，有如灵魂，既无年龄性别，也无籍贯特色，更不受生老病死的限制。按照王畿的解释，良知已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这在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儒家伦理的范围，而跨进了释家神学的领域。
黄老师还对“理学”和“心学”与儒释道的关系做了说明：
“心学”，和朱熹的“理学”相对。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学派则认为心学派也大有可以非议之处；宇宙的真实性如果存在于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由于心的开闭而承认或者拒绝这一事实性。这样世间的真理就失去了客观的价值，儒家所提倡的宇宙的一元化和道家的“道”、释家的“无”也很难再有区别。一个人可以用参禅的方式寻求顿悟，顿悟之后所获得澄澈超然的乐趣仅止于一身，而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则不再负有责任。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黄老师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批评明朝，更不是借古讽今，用他的话便是：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书的最后，总结性地阐述了黄老师的大历史观，对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大有裨益，这是一个跨越古今跨越中外历史长河的大领悟：
如果用图解，则下面图中实线部分代表我们可以以经验证实的知识，即我自己所称大历史，虽包括中国商周到人民共和国已三千多年，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切身直觉而成。我们也还不能够知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势。用虚线表示这弧线的过去和未来，也仅仅是凭实线作根据，揣测而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规（naturallaw）会要逐渐展开。下一代的人证实我们的发现，也可能检讨我们的错误，也就等于我们看到前一代的错误一样。
图上向外的箭头表示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象。可是我们又无法脱离站住脚跟的基点。况且我们自己也有继续做错事的根性。这根性以向内的箭头表示之。所以我们所走的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只是因为今日科技发展之故，旅行于弧线形的速率越来越快。我们只好把向外的箭头画长。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惮再三解说，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
我对大历史观的理解是，每个时代所认为的真理（自然法则）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因为人性使然，时代的发展都带有自身的劣根性，所以时而远离历史发展规律，时而接近历史发展规律，但总的趋势是向更高级更符合自然法则的方向发展，正所谓“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万历十五年，在我国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起来虽似末端细节，但实质上确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于是，作者黄仁宇便以独特的视角和鲜明的观点，对这段时期加以详实的叙述。
初读此书，并没太大兴趣，以为就是正史野史拼接起来的文字。而其朴实却十分有力道的语言，以现代化口吻描述一段段古代帝王、君臣以及百姓间的故事，着实深深的吸引着我。
皇帝，永远是被仰视的对象。而万历优柔寡断，他甚至不敢对臣子下绝对的命令，文官集团用一些道德观念就可以紧紧的束缚着他。不过，毕竟他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帝王，说他软弱，谁会相信?
他所有的妃都顺着他说话，唯独郑妃敢于讥笑他。不是大逆不道，而是因为郑妃确实走进了了万历的精神世界。
我从来不知道，人可以这样的平等，即使在封建时代，人性的光辉也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皇帝又怎样，平民又怎样，只要存在一种傲骨的气节，不屈的特色，然后明智的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似乎理解了伏尔泰的那句话：人生而平等!
郑妃并没有拥有绝色的容貌，她的智慧与机警，使得万历在她面前尽述衷肠，挥泪如雨。作者描述的景象让人为之动容，我们为什么不以真诚的态度待人呢?纵使他在你之上，纵使他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人与人之间不缺乏信赖。
作者用近乎司马迁所持有的公正态度，评价那一时期的人物。包括一代名相张居正，一代名将戚继光，一代名臣海瑞，一代名僧李贽。作者用他的语言魅力拉近了读者与历史名人的距离。他们有血有肉，他们自相矛盾，他们有和常人一样的内心。
每个人的一生都具有悲剧色彩，没有人能够至始至终都活的那么精彩，这就是人。万物都在变化着，人从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生存方式。清廉的'海瑞固守着儒家思想的成规，他古怪的规矩不为时人所容纳，他青史留名，却仍有遗憾;抗倭英雄戚继光，他的将才也渐渐被埋没，他的军事思想也只能是纸上的字符，很多无法实现;多受后人崇拜的哲学家李贽，一生只在理想中漂泊，他的行为甚至和他的思想完全不同——即反对孔子的是非标准，追求自由，却依靠着达官贵人生存。
或许，我们只能找对一个方向，然后更加智慧的应对一切。
这是我通读全文的一点感想，我不知道是否一定正确，但我希望今后我读的书能使我更加明智。
弹跳着的字符串成了一章古谱，述说着久远的故事，却无法陌生，因为似乎就在眼前。那图画般的人物正向我哭诉，哭诉他们内心的痛苦。我看得到他们生前的光辉和屈辱，我读懂了他们的性格与荣辱将永远定格在历史的一页。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老师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老师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以铜为镜可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这个寒假，在老师的推荐下我看完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不仅让我对明朝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更让我对于当今社会得出了些许感悟。
这本书用传记的手法叙述了当年张居正生前得志，死后却遭掘官之耻；申时行调和皇上与文官之间的关系，处处当起了和事佬；大英雄戚继光在张居正生前位至“总理蓟州军务”，张居正死后却被罢官家居；饱受褒扬的“青天”海瑞，最后却被迫开始长达十五年的赋闲生涯，直至死去；名仕李贽失势后，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一开始试图冲击礼教束缚的万历皇帝，最后却不得不开始长达十七年的“无为而治”。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不成为以德替法制度的牺牲品。黄仁宇老师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以德替法制度，到明朝为极限，这就是一定问题的症结。
纵观全书，明朝庞大的文官集团是导致这些的根源。以万历皇帝为例，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于正德皇帝任意妄为的事情，在万历皇帝登极之际，他们决心不再让朝廷的大权放在一个年轻人手里，听凭他任意使用，而是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崇奉的规范里。文官们让他从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动，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响。于是他从小就没有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不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以至于在后来闹得满城风雨的立储问题，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因为缺乏坚强的毅力，一再向强大的文官集团屈服，最后干脆以消极怠工来抵抗，即老子所谓“无为”。
这样一来，皇帝找不到更合适的事情可以消磨时光，只好看宦官掷银为戏。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入深渊。设想，假如文官集团不以“德治”思想处处限制万历的行为，使他保持早期的雄姿英发，励精图治，明朝会不会再出现一次盛世局面？明朝时文官们奉承道德和礼教，他们经常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一己私欲，口中振振有词，背地却瞒天过海，海瑞作为一代清官的模范，却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做海瑞，以至于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使北京的朝廷大大松了口气，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纸笔上的巨人，高谈阔论的演说家，行动上的矮子。正是由于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现如今，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革新才能引领潮流，可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政治改革，医疗教育，廉政建设等，仍出现“踢皮球”的情况，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如今国家提倡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学习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求真务实，勤俭节约，不说空话，实干兴邦，励志创新，走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
历史是一条时间的长河，读史以使人明志，从史料当中，可以读出如何建设我们的祖国，如何做到“实干兴邦”，如何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决胜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阶段，我们更应读史，善读史，力争从史中汲取经验以兴国。
《万历十五年》是即我在床头读完《明朝那些事》之后又一本关于中国阶段历史的描述，由于习惯性失眠，书中其中感慨也大多因为深夜的躁动而随风去了，但也却有一部分随着可吸入颗粒物一起沉淀到了我的血液里。
我惊诧，此书中许多人物身上，竟都有当今现实社会的影子。
若将万历儿时看做我们的当代，他原本聪明敏感、乐于上进，也以往励精图治、喜欢读书，他本不是暮气沉沉、消极厌世的人，怨只怨那些作为臣僚的教师或家长，从不曾将他当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确切的说是有尊严的独立个体来看待，同样也像像我们的学生时代，很多时候被当成了学习的机器，原本活泼好动、乐于思考，最终却极度厌学。诸如参加完升学考，要将书本剪碎或早上依旧习惯的坐在写字台前却不明白该干什么。所以，万历皇帝作为学生，臣僚做为教师，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大臣们剥夺了万历作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应有的特色、思想和活力。
张居正不让他练习书法，申时行不让他练兵，所有人都不让他立三皇子为太子，甚至与他生前形影不离的爱妃都不能与自己埋在一个坟墓里。失去了如此自由，就算做着皇上，又有什么趣味？但他毕竟是皇上，依然拥有无尽的奢华和整个国家，而当今社会我们的悲哀何至于此。
张居正作为首辅原先言行不一，到我们看见了太多人士的虚伪。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黑二代。这个社会原先已经并正在真正属于这些有钱有势有权和不要命的，“学校十年功，不如一棵葱”的现象难免出现。
我一向感觉，张老师本不是奸臣，他也是期望明朝国富民强的，他仅仅是一个有缺点的聪明的'刚愎自用的大臣而已。孔子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难养”的岂止是女人和小人？任何人彼此接触久了，都难免“不逊”起来，皇帝如此，张居正如此，恐怕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也难免如此。事实摆在眼前，改变虽不及万难却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我唯有在心田播种善的种子，也时刻提醒自己，只要是人都会产生某些偏见和不可避免的缺点，学习如何体谅并选择，哪些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那些是“见不善而内自省”的，现实无奈与社会种种幽暗的侧面，但却必须允许这些幽暗的存在，因为他毕竟是“丰富多彩”这个词的重要部分。
应对如次、遇到问题、唯有进取想办法，努力让自己多一些才能，开阔些眼界，理清些思绪。而决不能消极怠工，心灰意冷。充满期望才能使我们欢乐生活。
我们无奈于幽暗，也尽量做到让幽暗无奈于我。
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就向我们推荐过《万历十五年》，还给我们讲过许多首辅张居正的故事，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来品读一番，实在是可惜，终于借此机会我能好好的来体会一下其中的韵味，并荣幸的发表一下我对它的感想。
首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本书的英文名叫做1587，“A Year Of No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不禁让我感到一丝疑惑，“无关紧要的一年”？那又为什么还要写它呢？带着这丝疑惑，我情不自禁的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这才让我意识到万历十五年并不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一年，用文中的话来说是“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里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可能是带着对高中语文老师所说的故事的好奇，再加上有好多人对我推荐过这本“好书”，导致我对这本书的期望很高，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我读起这本书来味同嚼蜡，好不容易硬着头皮读完了，却不以为然，对网络上对这本书清一色的好评也无法苟同，相反我十分赞成金庸老师对《万历十五年》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其实并没有世人所认为的那样好。
《万历十五年》，它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但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中国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主权威至上的中国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在我看来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黄仁宇老师的“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论，则隐隐包含着“历史命定”、“必然趋势”的意味。如此一来，历史上的所有罪恶，人民遭受的一切苦难，似乎都可以淹没在这个“合理性”中，忽略不计。读了整本书，我的唯一感受：全中国就那2万多官员和皇帝是活物，他们按照先哲的指示，决定着国家乃至民族的.未来，其他的行尸走肉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现实影响力了——这绝不是象我这样一个接受马列毛史观的人说能接受的。而且他以西方和现代的双重中心论评判古代中国，认为古代史既已先验地指向近代中国的失败结局，所以凡事无不荒谬；但是他又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意志论观察现代中国，相信现代史最终必将指向未来“数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无不合理。前一种思路认为历史无处不错，后一种思路又认为历史处处不错，前后相互矛盾，按照后一种思路，凡是发生过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国的制度为什么就不合理呢？一种延续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更何况近代西方文明也不过才崛起数百年，而且黄老师一再强调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看历史，但我觉得他的错误其实不在于不讲道德，而在于不懂得讲技术，看上去解释了一切，实则说了等于没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台湾学者江政宽所说的“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总而言之，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统观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采取传记体铺叙方式展开了对明朝万历年间的六位重要历史人物故事的描述，这些人物包括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以及李贽。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在黄仁宇老师的笔下，这些人物都特色鲜明。之所以以他们为故事主线，大概是因为他们在明朝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又显得是那么渺小，在时代面前他们都是芸芸众生，自身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限定了发展轨道，他们试图打破它，却发现到头来一场空，因为所有人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本书中提到了历史的惯性。在我看来，万历年间的各种事务都可以用它来解释。从明朝建立起到万历年间，它已经经历了二百多年以四书中的道德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日子。换句话说，是明太祖所建立的以封建道德为最高指导的思想绑架了明朝。及至万历年间，明朝的发zhan方向已经不是皇帝或是某些臣工可以改变的了，万历皇帝的“罢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而万历皇帝因为立储问题与群臣闹矛盾，消极怠工长达三十年。而帝国统治机器依然正常运转，居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万历皇帝表面上看是那个时代的中心，是那段历史的主宰者，因为他有高高在上的皇权。然而事实上，他是最可怜的人，他所处的时代是文官集团势力庞大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是思想受程朱理学深刻影响的时代，所以他有“人欲”则不达，一是受文官集团势力的牵制，二是受他内心思想的羁绊。他当然不能像正德皇帝一样，不顾名声为所欲为，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从小所有的教育与文官集团集体认同的道德标准如出一辙，这些从始至终束缚着他。他试图打破这个无形的牢笼，以至于在张居正死后要那般绝情的清算他，但最后这种种在后人看来竟像个孩子打翻瓶瓶罐罐撒撒气而已，这种报复行为对于他自身获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任何裨益。身为皇帝又怎样，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
时代的潮流是难以改变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跟随着它，发挥自己的力量。有志向有抱负的人，理应懂得如何与时代相处。但凡联系一下过往的历史，我们可得知，唯有符合大势所趋、站在时代风口上的人与事，才可成事、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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